這時的瑪麗狀況越來越糟。有時她會喝得爛醉如泥，打電話給朋友訴苦，一再重複一樣的話，有時卻又完全拒絕與外界接觸，徹底失聯。她把手機丟到河裡，任憑家中電話鈴聲大作，無力下床接聽。2004年，她終於選擇住院治療。她的一位心理治療師有為退役軍人看診的經驗，但一如許多戰地記者，瑪麗見過的戰爭殘酷場面其實遠比一般軍人更多。
她在治療中練習減低對可怕記憶的敏感程度，並透過一些療法打斷焦慮和恐慌的循環，幫助她消化情緒、繼續正常生活。她開始能夠坦然面對自己的創傷，並公開呼籲受抑鬱傷痛所苦的人們積極治療。她曾在訪談中表示，駐外記者雖然會互相支持鼓勵，卻不會談論那些駭人的經歷：
「我們的支持系統就是去酒吧喝酒，說些黑色幽默的笑話。而我發現我落入太過黑暗的境地，那樣的支持已經不再足夠，我必須和專業人士談談。我需要某個不是朋友、不是同事的對象。我想，我也需要說出自己很脆弱。」
多年來，瑪麗總是盡力維持勇敢真誠的形象，此時她終於學會示弱，與自己的傷痛共存。
長時間與這本書相處，讓我感覺彷彿親身經歷了瑪麗的一生血淚，她的情感與創傷也一再牽動著我自己的情緒與記憶。
我們未必有瑪麗這樣轟轟烈烈的人生，但生活在父權社會的女性、更普遍的少數族群，我相信或多或少都曾面臨相似的課題。女性往往是需要經歷衝撞、混亂與創傷之後，在獨立與歸屬的拉扯之下，逐漸長出或強大茁壯、或輕盈自在的自我。而這本書承載的正是瑪麗・柯爾文掙扎碰撞、尋覓自我的漫漫長路。
身為這本書的譯者，我深感幸運，也默默期望，自己的翻譯沒有辜負書中文字的重量，和瑪麗有愛有恨、卻又燦爛活過的生命。（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