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認為，這5把刀子使得作家變成了唯物論的「被動機器」。然而，穿制服的藝術家，就是用這5把刀子的標準去評估作家和作品。
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在清查胡風集團的「反革命材料」時，搜出了一位作家張小曉給胡風的信，他在信中表示，「延安文藝講話也許在延安時有用，照現在的行情，它能屠殺生靈。」
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過胡風。他殺氣騰騰的批示，胡風集團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或是托派份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叛徒……組成的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裏的地下的獨立王國。」
在中共建政後，魯迅如果還活著，他的處境又會如何呢？
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在台灣出版的《魯迅與我》一書中，記載了一則軼聞：
1957年，毛澤東到上海小住，邀約幾位湖南老鄉聊聊天。和魯迅一家都比較熟的羅稷南也在列。席間，大家都談的很開心，羅稷南見毛先生和顏悅色，就大膽地向他發問：要是如今魯迅還活着，可能會如何？毛先生可能也是在興頭上，不以為忤，聽後神色十分認真，思忖了片刻，正經地回覆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羅稷南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
羅稷南一直把這件事埋在心底，對誰也不透露。羅稷南晚年得了重病，不忍埋沒這個事實，於是對一個信得過的學生和盤托出，這個學生又此事又轉告給周海嬰。
「驚鳥之弓」就是中共的文藝政策
從延安一直延續到中共建政之後，文藝工作者和掌管文藝政策的黨官──穿制服的藝術家之間，或明或暗的矛盾衝突，從未間斷。作家隨時都要綳緊神經，唯恐自己辛勤寫作的成果成為被批鬥的標靶。
緊箍咒緊到實在受不了時，他們也會發出呼天搶地的絕望抗議，要求穿制服的藝術家高抬貴手，不要再鉗制他們的思想，壓迫他們的創作繆斯。他們呼籲，要改變「驚弓之鳥」的現象，首先就應該消滅「驚鳥之弓」。「驚鳥之弓」就是中共的文藝政策，如何能消滅呢？這是穿制服的藝術家權力和飯碗的依托所在。他們豈會順從作家們的呼籲？
就這樣，在中國，共產黨和文藝工作者的關係，按照不同時期的氣候與任務需求，一會兒寬一會兒緊，不斷的折騰下去。最糟的時期，也就是毛澤東指揮四人幫興風作浪的文革浩劫時期，可説是萬馬齊喑，出台的就是《艷陽天》、《金光大道》之類的小説和8個樣板戲。後來改革開放了，全球化了，同國際接軌了，文藝界才有了蓬勃發展的生機。
曾幾何時，共產黨的領導人又有了新的主意，不但媒體要姓黨，歷史研究要姓黨（否則就是虛無主義），藝文活動要姓黨，連私人企業也要姓黨（由黨書記進駐）。工農商學兵，都須在黨的指揮棒下齊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