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惠敏專文:穿制服的藝術家─中共文藝政策就是一把驚鳥之弓

2021-09-19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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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不但媒體要姓黨、歷史研究要姓黨、藝文活動要姓黨,連私人企業也要姓黨。工農商學兵,都須在黨的指揮棒下齊步走。(資料照,新華社)

習近平不但媒體要姓黨、歷史研究要姓黨、藝文活動要姓黨,連私人企業也要姓黨。工農商學兵,都須在黨的指揮棒下齊步走。(資料照,新華社)

現在的中老年人也許還記得1981年的一部電影《赤色份子》(Reds),那是由好萊塢英俊小生華倫.比提(Warren Beatty)導演的一部大片,片長三小時,是拍攝美國左翼新聞記者里德(John Reed)的傳奇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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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1917年在莫斯科見證了俄國十月革命,出版了轟動一時的《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比提由自己擔綱飾演主角里德。里德的情人,新聞記者和女權運動者露易絲·布萊恩特(Louise Bryant)則是由黛安.基頓(Diane Keaton)飾演。還有,飾演當時美國劇作家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的是性格影星傑克.尼可遜(Jack Nicholson),造型惟妙惟肖。

這部影片的片名,台灣譯為《烽火赤焰萬里情》,似乎是要冲淡政治含意,因為1981年的台灣還是在蔣經國的反共威權統治之下。片中演出國際歌的雄渾場景和列寧站在台上演講的一幕,不知當時有沒有逃過台北電檢處的剪刀。

英俊才子伊斯特曼

好萊塢電影閑話, 有人認為,上世紀20年代同情共產黨的這批美國「左仔」當中,有一位英俊的才子邁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他的羅曼史從沒間斷,在電影中卻是由配角赫曼(Edward Herrmann)飾演,似乎沒能演出他瀟灑浪漫的一面,殊為可惜。若由比提自己來演較瀟灑浪漫的邁克斯.伊斯特曼也許比較適合。影片主角約翰.里德其實是一個比較木訥、書卷氣重的人物。但劇情當然不能不按照劇本來推演。比提自導自演,是契約所訂,旁人無由置啄。

然而,這位邁克斯.伊斯特曼究竟是何許人?

回到當時去看,他也同樣是個傳奇人物。他和里德一樣,原先都是對十月革命充滿了憧憬,身臨其境后,對奪取了政權的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實行的政策大失所望,而醒悟過來。從嚮往到幻滅,為時不長。

《樂來樂愛你》製作人之一的喬登赫洛威茲(左)從頒獎人華倫比提(右)手中拿過正確的得主名單:《月光下的藍色男孩》(AP)
華倫比提(右)在1981年執導的《烽火赤焰萬里情》,描述左翼記者里德的傳奇生涯。(資料照,美聯社)

不同的是,里德後來旅途勞頓,最後死於斑疹傷寒。他想要回美國發展「真正」的共產主義成為他未能實現的夢想。而伊斯特曼1922到1924年在俄國居住期間,結識了一個俄國情人。這個後來成為他第二任妻子的畫家,兄長是俄共黨員,後來成為蘇聯的司法首長,還幫史達林(Joseph Stalin)策畫了惡名昭彰的莫斯科審判。

通過他的妻子,伊斯特曼瞭解了蘇聯政治的運作情況,也認識到蘇聯文藝界的實情。他把「列寧最後的證言」偷運到西方。列寧在證言中提議改變蘇聯的政府結構,批評蘇聯最高領導層,並建議解除史達林的蘇共總書記職位。為此引起了史達林與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之間的衝突。托洛茨基當時還被迫對這份「僞造」的「證言」做出澄清。

俄國無產階級作家聯盟是一群「左傾幼稚病」患者

伊斯特曼憑藉他對蘇聯文藝界的瞭解,1934年在紐約出版了轟動一時的《穿制服的藝術家》,描述1928年在史達林統治下成立的「俄國無產階級作家聯盟」(RAPP)。

在伊斯特曼筆下,這個組織聲稱只有他們才代表俄國文學中真正的普羅意識。他們主持的重要文學刊物是要按照馬克思現實主義的意識形態教條來審查文學,清除浪漫主義和神秘主義。

他們攻擊所有不符合真正蘇聯作家「標準」的作家,包括馬雅科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高爾基(Maxim Gorky)、托爾斯泰(Leo Tolstoy)、布爾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等。可是得到「聯盟」認可的作家當中,真正傑出的創作者卻寥寥可數,多數都屬於「左傾幼稚病」患者。

20191115-史達林。(取自維基百科)
史達林於1932年4月解散「俄國無產階級作家聯盟」,並以「蘇聯作家聯盟」取而代之。(取自維基百科)

在現實上,伊斯特曼指出,作家聯盟其實就是俄共的奴隷工具,它的總書記是風紀官,扮演著史達林鷹犬的角色。然而儘管這位名叫Leopold Averbark的風紀官在給「親愛的史達林同志」的信中,極盡諂媚之能事,也難討史達林的歡心。原因是聯盟内部的派系傾軋,和對史達林心腹為聯盟制訂的寫作規條陽奉陰違。

史達林終於還是在1932年4月解散了這個掛著「無產階級」招牌的組織,代之以「蘇聯作家聯盟」。表面上看,新的聯盟好像成員範圍擴大了,包容共產黨作家和非共產黨作家,但實質上,非共作家在共產黨領導人眼裏是被視為「同路人」,而「同路人」這個含義輕蔑的用語,意指他們是「團結」的對象。當然,不論是共產黨作家或非共作家,同樣必須臣服於蘇共中央,由「穿制服的藝術家」來管理。

胡適在杜威門下的師兄弟

史達林過世后,他的女兒斯維特蘭娜.阿利盧耶娃(Svetlana Alliluyeva)曾在回憶錄中指出,「在沙皇時代的俄國,果戈里(Nikolai Gogol)等諷刺作家都不會為了諷刺過度而受到審查,他們也不曾為了嘲笑俄國生活的荒唐而受到懲罰。但是現在,你可以為了一個比喻便受到審判,為了一個修辭而被關進勞工營。」

伊斯特曼這位才子也著實不簡單。他能夠想出《穿制服的藝術家》這個書名,令人一看就心領神會。我上網查了他的學歷和經歷,發現他和胡適一樣,都是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的學生,也同樣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讀博士學位,兩人算得上是前後期同學,不論誰先誰後。不同的是胡適修完學分,沒寫論文就打道回國了。

伊斯特曼在讀研究所時就擔任講師,在哥大授課。後來修完必要的學分,卻突然不去註冊,放棄了博士學位。也許他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左翼活動太忙了吧。

我因為好奇,比對了一下那段時期俄共與中共的作家聯盟出現的時間點,似乎也有某種「效顰」或「默契」的關聯。相當有趣。

「只是同路人,而非自己人」的魯迅

1928年俄共成立「無產階級作家聯盟」,兩年後──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在上海成立,屬於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文總)的成員,性質上是中共領導的地下組織,參與者有魯迅、郁達夫、田漢,柔石等50餘人。而「文總」的黨團書記周揚,就是這個地下組織的總管。他不學「有」術,正是魯迅所憎惡的「穿制服的藝術家」。

魯迅曾希望左聯能夠培養出「大群的新戰士」。他們開辦書局,拍攝電影,成為文化活動的重心,一時風起雲湧,也催生了丁玲、蕭軍、蕭紅、艾蕪等一批新作家。

不過,不知道魯迅有沒有自知之明,他以鋒利尖刻的雜文,深入探索傳統中國人的心靈而聲名鵲起。以他這個文壇祭酒的地位,必然成為共產黨「團結」、爭取的對象。但在共產黨人眼裏,本質上,魯迅還是個「同路人」,而非「自己人」。

從魯迅的文章和他睚眥必報的論戰態度來看,他有獨來獨往,率性而為,不受羈絆的個性。因此,不難理解,不講革命「紀律」的魯迅,在左聯内部,同「穿制服的藝術家」自然格格不入。這段時期,魯迅也曾在文章中隱約地抱怨,不論自己怎麽盡力,背後好像總有人拿著鞭子抽打。

魯迅(圖/維基百科)
參加無產階級作家聯盟時期的魯迅,曾在文章中隱約地抱怨,不論自己怎麽盡力,背後好像總有人拿著鞭子抽打。(取自維基百科)

不同於蘇聯的是,當時左聯幕後的操控者還是比較隱晦的,因為中共還沒有取得政權。

1932年,史達林以「蘇聯作家聯盟」來取代「俄國無產階級作家聯盟」,就和翻書一樣容易。一聲令下,歷史的新頁就出現了。

1935年年底,中共為了戰略形勢的改變,陝北瓦窯堡會議上決定與國民黨達成政治妥協,建立抗日統一戰線。1936年春,莫斯科共產國際的中共中央代表,下達了解散左聯的指令。為了配合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6月7日成立一個中國文藝家協會,以抗日救亡為宗旨,模糊了左翼面目,為的是替共產黨吸收更多的文藝青年。

本來代表上海普羅文藝運動的左聯,作為一個戰略工具,對共產黨來説,已經完成了階段性的歷史任務。在新形勢之下,改頭換面,是順理成章的。可是周揚夏衍奉命解散左聯,卻遭到不識時務的魯迅堅決反對。最後他雖勉强同意,還是要求發表一個公開聲明。

魯迅在1936年4月曾對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說:「我本來也是左聯的一員,但這個團體的下落我現在也不知道了。」

魯迅「誤入歧途」的選擇

上海的左聯奉命偃旗息鼓,兩個月後新成立的中國文藝家協會,特別發電文慰問病中的魯迅,但魯迅始終拒絕加入這個新機構。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病逝。

研究魯迅的大陸學者朱學勤認為,魯迅後期成為左翼文學家,其實是他「誤入歧途」的選擇。在接受BBC記者采訪時,朱教授說,反思當年魯迅走過的路,他在上海被左翼文學青年包圍,先做左聯的盟主,後來又陷入左聯的宗派糾紛,導致他當時的思想和文學成就都大大退化。

但左聯也好,文藝家協會也好,雖然受到中共的幕後操縱,嚴格説起來,還是屬於民間團體,對社會文化,不能說沒有貢獻,對新作家的培養也是有功績的。

新的幽靈並沒有在上海的上空盤旋,而是出現在陝北的延安。

毛澤東不認為藝術可以獨立在政治之外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宣部在延安楊家嶺召開「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毛澤東在開幕和閉幕會議上的講話,為中共的文藝政策,為作家的使命,正式定了調。

配合當時的整風運動,毛澤東強調,文藝工作者首先要面對的是「為什麽人服務」的「根本問題」,「原則問題」,其次是如何去服務的問題。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是個基本原則。這是毛澤東師法史達林的説法。

毛澤東。(美聯社)
毛澤東強調,文藝工作者首先要面對的是「為什麽人服務」的「根本問題」,「原則問題」。(資料照,美聯社)

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文藝批評的唯一標準。毛澤東否定了為藝術而藝術、超階級的藝術的存在,也不認為藝術可以獨立在政治之外。如果說,藝術要刻畫人性,反映人性,那麽根本的問題就在於人性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普遍的人性。因此,汎論人性為文藝理論的基礎是錯誤的。刻畫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衆的人性才是創作的正途。共產黨既然是無產階級的先鋒,文藝工作者就必須成為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

參與延安座談會的文藝工作者,能夠感覺到毛澤東向他們抛出的緊箍咒嗎?

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別推崇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兩句詩。他解釋前句對敵人,後句對人民大衆,文藝工作者應拿來當做座右銘。可是毛澤東吹捧魯迅的筆法時,卻又語帶玄機。魯迅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在毛澤東看來,卻不能應用在革命的隊伍中,對於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聯想到延安座談當時正如火如荼進行的整風運動,毛澤東顯然是意有所指的。人們不免要為王實味捏一把冷汗。王實味的作品《野百合花》正是諷刺當時延安革命隊伍中「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平等現象。王實味後來果然難逃被大刀砍死的命運。

魯迅如果還活著

被奉為「文壇祭酒」的魯迅,他的門徒蕭軍、胡風後來也難逃被批鬥的命運。

胡風的罪過在於他抱怨作家頭上被放了5把刀子:

  1. 要創作,首先須有共產主義世界觀。
  2. 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就不是生活。
  3.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
  4. 只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
  5. 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能決定作品的價值。

胡風認為,這5把刀子使得作家變成了唯物論的「被動機器」。然而,穿制服的藝術家,就是用這5把刀子的標準去評估作家和作品。

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在清查胡風集團的「反革命材料」時,搜出了一位作家張小曉給胡風的信,他在信中表示,「延安文藝講話也許在延安時有用,照現在的行情,它能屠殺生靈。」

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過胡風。他殺氣騰騰的批示,胡風集團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或是托派份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叛徒……組成的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裏的地下的獨立王國。」

在中共建政後,魯迅如果還活著,他的處境又會如何呢?

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在台灣出版的《魯迅與我》一書中,記載了一則軼聞:

1957年,毛澤東到上海小住,邀約幾位湖南老鄉聊聊天。和魯迅一家都比較熟的羅稷南也在列。席間,大家都談的很開心,羅稷南見毛先生和顏悅色,就大膽地向他發問:要是如今魯迅還活着,可能會如何?毛先生可能也是在興頭上,不以為忤,聽後神色十分認真,思忖了片刻,正經地回覆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羅稷南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

羅稷南一直把這件事埋在心底,對誰也不透露。羅稷南晚年得了重病,不忍埋沒這個事實,於是對一個信得過的學生和盤托出,這個學生又此事又轉告給周海嬰。

「驚鳥之弓」就是中共的文藝政策

從延安一直延續到中共建政之後,文藝工作者和掌管文藝政策的黨官──穿制服的藝術家之間,或明或暗的矛盾衝突,從未間斷。作家隨時都要綳緊神經,唯恐自己辛勤寫作的成果成為被批鬥的標靶。

緊箍咒緊到實在受不了時,他們也會發出呼天搶地的絕望抗議,要求穿制服的藝術家高抬貴手,不要再鉗制他們的思想,壓迫他們的創作繆斯。他們呼籲,要改變「驚弓之鳥」的現象,首先就應該消滅「驚鳥之弓」。「驚鳥之弓」就是中共的文藝政策,如何能消滅呢?這是穿制服的藝術家權力和飯碗的依托所在。他們豈會順從作家們的呼籲?

就這樣,在中國,共產黨和文藝工作者的關係,按照不同時期的氣候與任務需求,一會兒寬一會兒緊,不斷的折騰下去。最糟的時期,也就是毛澤東指揮四人幫興風作浪的文革浩劫時期,可説是萬馬齊喑,出台的就是《艷陽天》、《金光大道》之類的小説和8個樣板戲。後來改革開放了,全球化了,同國際接軌了,文藝界才有了蓬勃發展的生機。

曾幾何時,共產黨的領導人又有了新的主意,不但媒體要姓黨,歷史研究要姓黨(否則就是虛無主義),藝文活動要姓黨,連私人企業也要姓黨(由黨書記進駐)。工農商學兵,都須在黨的指揮棒下齊步走。

對作家來説,凌冽的寒風忽然來到。

莫言只不過根據他多年的寫作經驗,有感而發地説出了自己的心聲。對他的批判就鋪天蓋地而來。

「紅色基因」不可缺

莫言説:「講真話是一個作家寶貴的素質。如果 一個作家不敢講真話,那麽他勢必要講假話,這樣他對社會無意義,對老百姓無意義。……我覺得文學藝術永遠不是唱讚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

這與毛在延安座談會的講話所揭示的原則,並不符合。

他的觀點立刻受到圍剿。攻擊者認為,莫言顯然是崇洋媚外的。他沒有站在祖國,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寫作。更直截了當地說,「莫言的文章就是抹黑中國,不然他怎麽會得諾貝爾獎?這是公認的事實。」 於是,在大陸,40多位文學評論家和大學教授出版了對莫言和諾貝爾獎的批判

兩個月前,中國作協推出了「百年名作家」系列。既是共產黨員,又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莫言,卻不在名單之列。中國作協黨組成員秘書處書記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説得很妙。甄選的標準是百年名作家都需有「紅色基因」,意指莫言未列其中就是因為他缺少了「紅色基因」。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作者提供)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讀者提供)

穿制服的藝術家近年所表現的堅守「黨性」的造化,來得相當突然,似乎回應着某種「初心」的召喚。他們在新的電子技術的武裝之下,除了探查文藝工作者的思想動態,監聽文學教師在課堂上的言論之外,還可發津貼,收買許多愛黨愛國的小粉紅,在社群網路上,以人海戰術為他們效勞。小粉紅無疑是具有「紅色基因」的。

同以往比起來,新一代穿制服藝術家的效率顯然非常高。但我也不免懷疑,已經與國際接軌了幾十年的中國,新時期推出的這項事業是否犯了時代錯誤?延安文藝講話在上世紀荼毒文壇好幾十年,現在的2.0版究竟能夠維持多久?

共產主義的祖師爺馬克思(Karl Marx)說得好,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以悲劇形式出現,第二次是以鬧劇形式出現 。

*作者為前香港《九十年代》雜志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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