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魯迅的大陸學者朱學勤認為，魯迅後期成為左翼文學家，其實是他「誤入歧途」的選擇。在接受BBC記者采訪時，朱教授說，反思當年魯迅走過的路，他在上海被左翼文學青年包圍，先做左聯的盟主，後來又陷入左聯的宗派糾紛，導致他當時的思想和文學成就都大大退化。
但左聯也好，文藝家協會也好，雖然受到中共的幕後操縱，嚴格説起來，還是屬於民間團體，對社會文化，不能說沒有貢獻，對新作家的培養也是有功績的。
新的幽靈並沒有在上海的上空盤旋，而是出現在陝北的延安。
毛澤東不認為藝術可以獨立在政治之外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宣部在延安楊家嶺召開「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毛澤東在開幕和閉幕會議上的講話，為中共的文藝政策，為作家的使命，正式定了調。
配合當時的整風運動，毛澤東強調，文藝工作者首先要面對的是「為什麽人服務」的「根本問題」，「原則問題」，其次是如何去服務的問題。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是個基本原則。這是毛澤東師法史達林的説法。
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文藝批評的唯一標準。毛澤東否定了為藝術而藝術、超階級的藝術的存在，也不認為藝術可以獨立在政治之外。如果說，藝術要刻畫人性，反映人性，那麽根本的問題就在於人性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普遍的人性。因此，汎論人性為文藝理論的基礎是錯誤的。刻畫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衆的人性才是創作的正途。共產黨既然是無產階級的先鋒，文藝工作者就必須成為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
參與延安座談會的文藝工作者，能夠感覺到毛澤東向他們抛出的緊箍咒嗎？
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別推崇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兩句詩。他解釋前句對敵人，後句對人民大衆，文藝工作者應拿來當做座右銘。可是毛澤東吹捧魯迅的筆法時，卻又語帶玄機。魯迅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在毛澤東看來，卻不能應用在革命的隊伍中，對於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聯想到延安座談當時正如火如荼進行的整風運動，毛澤東顯然是意有所指的。人們不免要為王實味捏一把冷汗。王實味的作品《野百合花》正是諷刺當時延安革命隊伍中「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平等現象。王實味後來果然難逃被大刀砍死的命運。
魯迅如果還活著
被奉為「文壇祭酒」的魯迅，他的門徒蕭軍、胡風後來也難逃被批鬥的命運。
胡風的罪過在於他抱怨作家頭上被放了5把刀子：
- 要創作，首先須有共產主義世界觀。
- 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就不是生活。
-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
- 只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
- 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能決定作品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