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先進國家俱樂部OECD所決議的「跨國企業對外投資準則」之制定，無非就是致力於減除，這種夢魘式「被國有化」之政治風險的一種最起碼協力防範機制。
臺灣三個大倒退發展
在臺灣，自25年前開展「鎖國自閉」經濟政策，其內涵作法，與1970-80年代跨國企業投資營運所定義的「國有化革命」風險，極相近似。
臺灣三個方面的大倒退發展，尤其最為鮮明，也最傷害國體制度的既有取向，乃至臺灣在國際社會之應有國家形象。
第一是，在1990年代順應全世界「政府再造瘦身運動」(government re-inventing 或privatization)，及其所引申的PPP、PFI促進發展策略趨勢，臺灣也因此採行配合措施，大力推動了「公營事業民營化」、「公共投資、公共建設民間參與(private participations)」、「公共事務委託民間辦理(public affairs outsourcing)」，尤其是後二者的積極運用BOT與PPP式之政府採購及其委辦案，其對社會進步及民間經濟發展效益，最為重大。
然則，卻因為最近幾年社會民粹壓力高升，加上政府官員的「不放心又不甘心」情結，以致政府部門除了在招商、投標階段(entry level)作了相當高度「反市場」的公權力介入之外，其在個別BOT與PPP的營運(process)及退場(exit)階段，管轄主政機關也往往就動輒以「單方面破毀」方式，直將既定BOT與PPP合約所依準的「公民夥伴關係」機制，強制回復為「政府轄屬關係」型態機制，讓整個BOT與PPP合約的基本屬性完全變質，政府這種「根本破毀民事合法契約規範」、「政府公權力過度侵入式干預個案所有權、營運權獨立性」的結果，當然使得在臺灣的各種「民間化」(privatization)實案，每都「無法成功」。
尤其是，最近針對臺北101、高鐵及ETC的「國有化」及「回復國營」之企圖作法，更是嚇退了所有「被促進參與」的國內外投資人。
這也正足以有效解釋，為何在過去這20年間，中央及地方政府所主導、主辦的公共建設促參案件，最繁多時期曾經為數高達1,750餘件，然則，到了2014年中，竟然銳減到僅剩1,000餘件，而且幾乎都祇是以地方型小規模案件為主，其較大規模、較長營運期程的國際性或跨國性「民間參與」案件，幾乎已都蕩然悉告退卻的最主要原因。
霸道占有並干涉「私有財產」
第二是，幾乎絕大部分業已完成民間(營)化(公股占比少於50%)的既往國公營事業體，政府竟然可以在屈從於理盲民粹的高亢聲浪之下，就貿然動用起了，唯在1950年代僅英國政府所曾經採行過的「黃金股」條款規定，針對若干具有較高社會能見度的「既已民間化企業」身上，竟完全無視於自由民主政治社會體制的「多數為決」基本理則，率爾運作起「黃金股一票否決權」的絕對共產主義機制作法，極度霸道地占有了「私有財產」，並干預「民間化企業的自主經營權」；隨同「黃金股」機制而來的是，制訂了唯共產主義經濟社會才特有的「勞工董事」體制，深度破壞民間企業「私有財產權自主性」及「事業經營獨立性」基本理則，使其根本喪失在「自由開放市場」的「自由開放競爭」能力；其結果，當然使這些公司企業，變成「披著民間私產的羊皮」其實是「國有」更是「國營」的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