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風險」(Taiwan risk)，由於美國華爾街日報2014年12月初日，一篇警告全球投資人必須注意的社評文章，倏忽引起國際社會的莫大正視。
給關心臺灣的國際社會 一記重棒震赫
在國際經濟學及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發展過程中，無論國家政府或國際投資人，一向重視個別國家的「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及「社會風險」，這三大風險對跨國投資及跨國經營的挑戰與殺傷力，無一不遠勝於任何一種「商業風險」，因此一向是國際經濟社會，以至產業廠商企業在追求國際化及全球化政策中的最為敏感的忌諱。
而在過去將近二十年間，漸漸浮現且越來越趨明確化的「臺灣風險」，是三者的綜合體，也是國際投資人最為優先退避的一種國際直接投資風險(IDI or FDI)。這次華爾街日報的點破，不啻是給予長期看好臺灣未來的國際投資人一記重棒震赫，也同時讓已然嚴重泡浸在「祇有民粹、沒有法治」氛圍卻毫無知覺的濫情政府官員與理盲社會大眾，一個劇撼驚醒，讓大家都知道「臺灣風險」的危險性。
「臺灣風險」的核心變數，其實指的就是一切可能「國有化」與「共產主義化」的風險。
臺灣社會的激進行動
也就在過去的兩三個月時間，臺灣社會正陷入激進的推動行動，想要把已然相當成功BOT的高鐵、臺北101、高速公路ETC，全面「收歸國有或國營」，也想要將既已完成民營化的公營銀行、財務機構、公用事業，也都努力「收歸國有或回復國營」，而在十月「滅頂行動」的民粹大纛之下，則更加激進地，把商業銀行的「民間商業依契約規範而營運的行為」強制終止對特定企業的民間聯貸合約，乃至對於完全是純粹民間企業的味全公司等，都要予以「社會共有化(共產化？)」或「社會共同經營化」，無一不是長期以來國際經濟社會既有定義的「準國有化」行動與作為；而事實上，早在十數年之前，陳水扁的綠朝主政時期，就曾經以「公司代表人社會主義化」政策，把所有上市上櫃公司都予以「高比例社會共有化」其所有權與經營權了。
這幾個方面激進的行動與發展，所引起國際經濟社會極其嚴肅矚目的重點是：究竟臺灣是否正在進行，最令全球投資人恐懼的，所有投資營運都有被「充公」、「沒入」之虞的「全面國有化」(totally nationalization)或「準全民共有化」(quasi nationalization)之「國家體制大革命」？
1970年代的「被國有化」政治風險經驗
1970年代聯合國基於人道理由，以共同協議及共通輔導方式，促進並誘使先進經濟社會「以投資替代救援救濟」、「以給釣竿取代送魚的國際幫助」策略，透過民間企業機構組織，將先進國家的資本、知識、技術、裝備，更有效且普遍地移植到後進或貧窮國家，以消弭先進與後進的財富落差、知識落差、能力落差、及「社會進步成長落差」，但是，聯合國這一善行，並不能完全化解各個國家「民族主義」、「自我封建閉鎖主義」的頑抗與排斥，時時發生各種型式樣態的「沒入」、「充公」、「收歸國有國營」等極端國家主義事件，以致變成為當時幾乎是所有「國際資本移動」、「國際技術移轉」行動的最大夢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