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發當下受害人家屬往往是震驚又傷痛、沒有餘力思考後續司法問題，這時王薇君也會陪在家屬身邊協助整理證據，拿紙筆記下家屬說法、問消防救護當時狀況，也要求調閱案發現場監視器：「司法人員再怎麼仔細看還是有可能漏掉，我們調閱後能自己看就看、標出來比較重要的幾分幾秒，讓辦案的人可以很快發現關鍵。」至於後續，許多家屬面對不滿意的判決會問「要上訴嗎」，這時王薇君就會以過來人經驗分析上訴會怎樣、可能碰到哪些問題。
也因多數人不了解司法，王薇君也會解開家屬因誤會而帶來的恐懼。曾有個受害媽媽恐懼到連社工都拒絕、一直去精神科拿藥、高喊「檢察官被法院收買了」，後來王薇君才知道是因為開庭後檢察官就依程序換人了，原本的檢察官很溫柔、問話很有耐心，新檢察官則公事公辦冷冰冰。這時王薇君解釋：「相驗的辦案檢察官跟開庭檢察官不同，一直都這樣。」那瞬間對方瞪大眼睛、很快就理解：原來不是陰謀，只是正常司法程序。
司法過程的二次傷害也可能來自對造律師，當家屬不斷號泣咆哮、說出不符法律專業的話時，王薇君很常看見被告律師投以鄙視、不耐煩的眼神，也因此，她特別感念當年王昊案被告的律師林俊宏──雖然林俊宏是替凶嫌辯護，當王薇君在法庭情緒激動大吼，林俊宏一次也沒有對她惡言相向，而是默默等她發洩、見到面也會點頭打招呼，後來兩人甚至因為司法改革議題成為朋友。
「我希望更多被告律師可以跟他一樣同理被害家屬，家屬傷痛之餘難免有些非理性情況。」王薇君說。巨大傷痛不可能一時過去，唯有接納各種情緒，傷痛才可能慢慢釋放、梳理、慢慢有好起來的一天。
「家人被侵害，我們還要被社會懲罰？」深知媒體對被害家屬二度傷害 她一肩扛起與記者溝通橋樑
除了司法過程陪伴，王薇君對被害人家屬的協助也包括應對媒體。許多被害人家屬面對媒體都會有壓力，畢竟社會氛圍時常檢討受害人，孩子被褓姆虐死、媽媽可能被質疑「為什麼不自己帶小孩」，就算有被害人希望站出來說話，也可能會被親友阻擋、說「新聞再報一次厝邊頭尾會再議論紛紛，老人家受不了」──「我會想，被害到底是誰的錯？家人被侵害，我們還要被社會懲罰？」曾經也被媒體與大眾檢討過的王薇君，對此再明白不過。
面對媒體態度因人而異，有些孩子被虐傷的家長不想被媒體報導，要告人的話律師費用高昂、不斷出庭會影響工作，他們只希望加害人可以認錯、賠償醫藥費、用談的解決，這時王薇君就只會默默協助家屬、不對外透露任何資訊；也有家屬非常擔心媒體不報、擔心事件就此被遺忘、怕未來走司法也會被輕輕放下，同時又非常在乎報導「明明不是這樣，為什麼這樣寫」，這時王薇君就會出面與記者協調，作為溝通橋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