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薇君曾碰過一個兒虐致死案件最後結果是幼兒園負責人不起訴，那天很多媒體急著找受害媽媽訪談，王薇君先勸記者：「能不能去訪律師就好？」有些記者不想放棄，王薇君也試著詢問家屬意見──那媽媽說她很為難、每次被訪完心都很痛，王薇君便提醒：要有媒體報導才有機會改善體制問題。那媽媽非常不希望未來有別人可能也跟她遭遇一樣的傷痛，後來也願意接受媒體訪談了。
2018年5月份發生板橋朱姓男子將女友殺害分屍案件，王薇君也陪在家屬身邊。雖然有些人會質疑被害人曾出國留學、家境好像不夠「可憐」，王薇君明白傷痛無分貧富：「我們要給的不只金錢、是要讓他感受到社會還有溫暖，這些都會影響他往後能不能繼續走下去……」
王薇君不只在板橋分屍案裡協助遺體修復，也協助家屬面對媒體。案情太過慘烈，媒體自然狂盯家屬、盯殯儀館、找不到家屬就問同學問鄰居問路人──王薇君明白媒體怕「獨漏」也深知不宜過度打擾家屬，便先替家屬成立媒體群組、承諾有消息一定告知記者，接遺體離開殯儀館時也請媒體不要打擾，那天竟然就真的沒有任何記者纏著跟車。家屬也因這些經驗重拾對媒體信任，死者哥哥開始願意接受訪談，車上沉澱情緒5分鐘後就出面。
被害人權益保障迫在眉睫：先有足夠的專業人員，才能去承接重大刑案家屬的生活
王薇君不只向家屬解釋司法流程、陪家屬應對媒體，她也希望司法能夠改革、能對被害人更為友善，她成功推動的一項變革，就是讓被害人不必在法庭上宣讀身份證字號與住址──法庭現場不只有被害人家屬在、加害人親友也在，家屬就算想主張嚴懲罪犯也怕被找上門報復，因此王薇君在司改國是會議建議改進。雖然當下有很多法律人酸「妳不懂法律，法律不是妳想改就改」，王薇君依然堅持具結可以用寫的、不必投影給法庭所有人看，「不適當的法律為什麼不能改？」更改之後，被害人也不必那麼擔心了，可以更安心地發言。
至於賠償，雖然現行《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給的是「補償金」、先由國家撥款再向加害人求償，事實上能擔負一條人命賠償金的加害人少之又少、這錢幾乎追不回，也因此審議庭總會再三檢視被害人家屬經濟能力、對案件應負多少責任、幾乎是秤斤論倆在談金額，對此王薇君也希望制度能改進：「案件會發生是因為政府沒做好，這些應該是國家對被害人的一個『歉意』。」
更重要的，是陪伴家屬的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志工也應有專業敏感度，搞清楚什麼能講、什麼不能講，才能讓家屬安心釋放傷痛──錯誤的「安慰」會帶來多大傷害，這點王薇君就深刻感受過，例如當年她為王昊之死包圍司法院靜坐抗議，有個資深檢察官拿佛書過來要她「放下」、她當下只想拿書砸對方；她也曾碰過網友打電話「安慰」直說王昊上輩子可能欠凶手什麼、是因果輪迴，她當下差點摔手機，對電話另一端狂吼：「你說什麼鬼話！那再上上輩子是不是他們對王昊做什麼？」
許多被害人家屬大聲要求的安慰是「死刑」，這在王薇君看來意義已不只凶嫌怎麼判，而是：「他們是想讓這事件在自己人生畫下句點，如果兇手沒有死刑，這事好像永遠沒有完結……」該怎麼讓家屬回歸生活，作法也不會只有死刑，真正重要的是這過程能否有人讓家屬覺得情緒被接住、可以好好抒發、不被說教，這樣家屬才有機會脫離傷痛。
陪伴被害人需要注意的細節之多、不是人人都能同理被害人處境，王薇君也坦言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工作人員雖然熱心，2011年王昊案發以來她卻不覺得自己有被幫助到。也因此，王薇君近10年以專業與同理心接住每個受傷的生命，她也深切盼望未來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能有更多專職專業人員，畢竟當年一個分會只有2名正職、到現在最佳狀況也只有5個。
「先有足夠的專業人員，才能去承接重大刑案家屬的生活、心理需求。」王薇君說。傷痛使王薇君從一個平凡家庭主婦走上司法改革之路，近10年奔走於各種最心碎死亡現場、看遍無數被害人無助身影，當社會有更多的「王薇君們」，或許，被害人面臨的最深沉陰影也能透出一絲光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