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女士指出，外界喜歡議論他父親在蔣介石的侍從室多年，是參與機要的心腹人物。實際上，抗戰期間，國共合作，他父親一度是國府派駐延安的聯絡專員。有一回，在中共的會議上，吳玉章在台上發言詆毀蔣介石，徐專員立刻起身駁斥，並憤而離席，還為此絕食抗議。事後，周恩來、葉劍英還出面向他道歉，因為他是國民黨政府在那裏的代表。
後來，大陸陷共前夕，徐復觀一連寫了幾篇觀察中共的報告，引起蔣的重視，才把他調到侍從室。情況危急時，徐也參與在奉化舉行的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的會議，商討救亡圖存之道。只是沒想到，不久之後，核心名單出來，他才恍然大悟，蔣介石根本沒有真正改造的用心。蔣的意圖是要傳子，要身邊的人輔助少主中興。這時徐復觀就萌生了急流勇退，到香港去從事思想文化上的反共事業的念頭。
徐復觀始終堅持，台灣不能用共產黨的手法來反共，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必須同西方的民主人權理念銜接，才有現代意義。可是，這樣的想法同蔣父子差距很大。蔣父子認為，要團結反共，首先必須「鞏固領導中心」，而在香港出版的《民主評論》，卻以宣揚民主自由為方針，對他們來說，這分明是「指著和尚罵禿驢」。黨內家臣也抱怨國民黨不能花錢到香港辦雜誌來「罵自己」。徐復觀並不諱言，蔣介石把權力傳給兒子的作法，當時在國民黨內是有些人不以為然的，「連我也在內」。
蔣老羞成怒拍桌大罵
一九五零年八月，蔣介石任命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的十六位新成員，確立了「黨內新領導核心」後，感到心滿意足。在成員名單發表前夕，他在日記中認為這是「起死回生之最後一服丹方」，「事前所謂獨裁與反民主之反對聲浪……皆一掃而空」。但不久，在台北唯一一次召見徐復觀時，徐卻當面指出他所做的黨的改造是表面功夫，沒有實質意義，引起蔣的老羞成怒，拍桌大罵。
此後，徐復觀也就一直沒有「歸隊」，在香港辦《民主評論》，在台中農學院講授國際政治的課程。
均琴女士說﹕「這段期間，大概是我父親同孫立人接觸的開始。」
後來熟稔起來是孫當參軍長的時期，「大約是一九五三年之後吧。孫到台中的時候，兩家人還一同到台中附近的風景名勝去郊遊」。
「先父與孫立人將軍交往時，我還是上小學的小孩子，有孫將軍與先父在我們台中房子小客廳相對而坐的直接印象，也有先父帶梓琴跟我一起應孫將軍之邀去霧社（山名記不清楚，可能是八卦山，只記得有瀑布）的直接印象和團體照。」
「我長大後讀了父親的一篇悼念孫立人的文章才知道，那段時期，孫常發牢騷。他一發牢騷，我父親就安慰他說，他在軍事方面是有才幹的，蔣遲早是會重用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