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流亡者不同，吾爾開希有著更深一重的痛苦。他的家庭是維吾爾族，居住在新疆，他父親又是局級官員，這些因素讓兩位老人從未獲批過護照。吾爾開希也成為六四事件被通緝的學生領袖裏唯一的特例——一九八九年之後，他再未見過他的父母。
從二零零九年開始，他開始了一種雞蛋撞高牆式的反擊，先後在澳門、東京、香港，主動向中國政府投案，以求見到父母，「哪怕這種見面必須隔著監獄的玻璃牆」。 他面對的是一個經濟與國力在快速提升的龐然巨物，這種反擊可想而知是無力的，甚至是無聲的，他被拒諸門外，而他的投案行為本身，在國境之內引發不了任何迴響，沒有中國媒體會報道這件事。
與一直單身的王丹不同，吾爾開希有三個孩子，流亡，是他必須與下一代共同直接面對的事實。他嘗試用略顯輕鬆的語氣說這些事情，讓人感受不到情緒的沉重，但孩子們能夠抓住殘酷之處。「爸爸，你真可憐，你見不到爺爺奶奶。」他的大兒子才七歲時就會對他這樣說。他很悲戚，但他從不對孩子許諾，未來相見在何時。
每一年六四期間，大量的採訪邀請都會湧向這些當年的親歷者。其中一些人，選擇了迴避，比如韓東方五年前即已公開表示，不再做任何應景採訪。作為最具標誌性的兩個人，王丹和吾爾開希從未迴避採訪。「在流亡期間我們能做的事情本來就少。通過媒體，傳達我們的聲音，幾乎是我們能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吾爾開希的聲音裏帶著一種播音員般的渾厚與理直氣壯，他表示始終相信言說的力量。
台灣不關注六四事件
但很多問題，用王丹的話說，「都是重複了一萬遍的」，「你們印象最深刻的畫面是什麼？時間重來，你還願意會做同樣的選擇嗎？你對過去後悔嗎？」吾爾開希仍然認為，「不覺得我有權利拒絕任何採訪」。
另一處尷尬在於，在他們所居住的台灣，對他們和天安門往事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少了。在六四事件二十五週年之際，除了台獨的《自由時報》，再沒有其他台灣媒體向王丹發出採訪邀請。而在五月二十二日，元智大學為吾爾開希安排的一場講座，只有二十個學生參加——他們的專業是藝術。或許，這才是流亡過程中，更深層次的痛苦。「一個人在國境之外說的話是沒有份量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在一九三三年納粹上台後，選擇留在德國，他如此解釋。
在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王丹與吾爾開希體現出截然不同的性格特質。吾爾開希展示了他意見領袖的一面，花了很長時間談自由意志與民主，他講得很流利，應該是在不同場合多次闡釋過這些理論，但王丹在很多問題上似乎並不願展開太多，偶爾用無厘頭的方式化解，始終保持著一種淡淡的疏離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