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是，兩人都對流亡生活選擇了一種「去魅」的態度。既不將其悲情化，也不將其傳奇化。另一位學生領袖沈彤曾表示，六四事件之後的十五年一直做噩夢，夢見一群學生遭軍隊槍殺，直到女兒出世才停止。但王丹與吾爾開希顯然並不想將話題導往那個方向。「我完全未做過學生被槍殺的夢。」王丹說。曾有記者在母親節時問他是否思念家人，他很反感，拒絕回答。
「現在流亡怎麼會是一種酷刑呢？人家拼命想流亡，余杰就自己選擇了流亡，也沒有人逼他。過去流亡送去西伯利亞，現在我們流亡送到美國。我在中國天天被跟蹤、被政府欺負，現在生活很舒服。」王丹說，停頓片刻，他又補充道：「所謂酷刑都是懲罰家人，不能回國看他們，如果不是這個原因，我根本不認為流亡對我是折磨。」
吾爾開希則強調平靜的力量，「能活得平靜，已是流亡中很不容易了。」他確實是這樣做的，去年底向香港入境處投案失敗後，返程飛機上他也能安然入睡。「這些年，我們學會了讓強烈的情感在心裏面，不會影響我們的情緒。面對對手，情緒是否平靜，是能不能佔上風、掌握狀況的一個關鍵點。」他說。
六四事件之後，二十五年過去了。當流亡已經變成日常生活，數字魔力就會逐漸減少。「今年雖然是二十五週年，我沒把它當成一個特別大的（儀式），它已經變成生命裏的東西了。」王丹說。
人生歸屬的抉擇
吾爾開希已經是一個台灣人了，這不僅體現在身份轉換上，他的興趣也轉向了許多台灣本土議題。這種轉變，現在看來，摻雜著某種必然與偶然。十年前，他曾受邀在廣播電台談兩岸關係，觀眾可以打電話進來，這讓他有更多機會與台灣人直接對話，從台灣人角度出發想問題。由於節目頗受歡迎，更多的工作邀約發來，二零零四年前後，他一度要每週參加五檔不同的電視政論節目。（這種美好時光已經不再有了。電視上已經很少看到他。）
當他的孩子長大，不可避免面臨教育、治安，甚至更瑣碎的切乎自身利益的議題，他漸漸不再把自己當成寶島的客人，「也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
這種轉變，尚未在王丹身上發生。雖然他也表示把台灣當做另一個故鄉，但他更像一個異鄉人，極少對台灣時政發表評論。他至今未領取中華民國護照，因為想不通：「我怎麼就成了中華民國的人了？」
但他並不是無根之人，他在另一個地方找到了歸屬。儘管成為教師的日子並不長，他很快就享受起校園生活，和學生走得很近。他從不避諱表現出對外界的防備（比如出行時必戴口罩以免打擾，他也不接受媒體的隨訪要求），但在學生面前，他完全打開了自己。他會和學生去唱通宵的卡拉OK，每年的生日會在課室裏和學生一起過，甚至帶著他們去畢業旅遊。很多人把他當成一位兄長，昵稱他為「舟舟」（和「丹丹」字形接近，但又刻意追求不同）。他們在他面前也並無禁忌，哪怕觸及他向來極為保護的隱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