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談及對六四事件的看法，和以往的表述有所區別。「我過去一直認為學生絕食時間點的選擇值得反思。坦率來說，我現在有所改變，該不該絕食更重要，哪個時間點不重要。」（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他集合吾爾開希等六位學生領袖，不顧北高聯和北大籌委會的反對，以個人名義發起了絕食，最終將事件推上高潮。）而在一九九三年第一次出獄後，他曾對曾勸學生停止絕食的學者包遵信說，絕食應該在五月十九日前停止，那樣學生有主動權，更有利於黨內健康的民主力量。九十年代末，他也曾說過，「學生有錯，政府有罪」。
是進入中年後的王丹，從一個自我反省者重新變為一個激進者了嗎？
對於天安門運動的反思，以及對當年學生領袖的指責，在九十年代中後期達到頂峰。這種批判很多來自於友軍——曾全力支持學生的台灣與香港媒體，認為是「學生的激進導致了鎮壓」。有時候，怒火會直接指向個人。在王丹流亡美國之初的一次講座中，有留學生站起來對他說：「你怎麼還活著，你怎麼不去死啊？」
而紀錄片《天安門》在彼時的廣泛傳播，讓很多人感歎，對話的機會一次又一次地喪失——當然，那只是美國導演卡瑪．韓丁所選擇的一種講故事的方法而已。片中，柴玲是最為激進的代表，吾爾開希也展現出頗具感染力的狂熱一面，而王丹的形象相對溫和。
人們對學生領袖的失望，也來自於民運團體的分裂。這些鬆散的個體，沒有可能成為職業革命家，面對的卻是一個迅速崛起的國家，焦慮感愈發嚴重。「中國政治流亡者影響力衰退，陷入匿名者境遇。為了確認自身存在，他們相互攻擊。」評論人許知遠在一篇文章寫道。
「這種批判聲浪襲來，這對王丹的震撼是很大的。他對自己要求比較嚴苛。」吾爾開希說。「但謙虛反省的時候把基本價值觀忽略，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壞毛病，這是不講真理只講態度。」他說自己的轉變，較王丹更早，現在的他認為：「八九年學生運動是人類兩三百年現代歷史裏大規模群眾運動裏面最自我克制的一次，自始至終閃耀著和平理性的光輝。」
這種表述或許讓人錯愕。但如果意識到他們所扮演的公共角色，又能有所理解。因為一些偶然，他們被推上時代的舞台，又被另一種歷史敘事迅速淹沒，如長安街沿途建築物上被修補再也找不到的彈孔。他們如果選擇繼續扮演公共角色，就必須背負那沉重的十字架，不斷地矯正自己的心態。
在王丹流亡之初，有不少人勸他遠離民運，潛心學業，但民運領袖王軍濤告訴他：「你今天能有這樣的名聲和話語權，其實是八九民運的犧牲者，是你這十年的代價堆積起來的資源，這些資源限制現在是你個人的，你不去使用，別人也用不了，它就白白浪費了。這樣做太對不起那些死難者，也對不起你這些年的付出。」這番話讓他堅定了未來的定位。
回到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那個深夜，放下電話時，吾爾開希知道自己邁出了面對倖存者負罪感的第一步。但他也說，「這個結，一輩子也解不開」。「要讓那些為理想而逝去的人的理想，經過我們的努力早日實現。」他告訴亞洲週刊。
在某些時刻，王丹也會講起他的另一個理想：「我想回北大當校長。我只認北大。」採訪中他多次重拾這個話題。「回去我就從北大校長當起，然後去改變中國。」他是個擅開玩笑的人，但這並不是一個笑話。
（袁明明參與採訪與錄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