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與文建會，你覺得工作轉變重點在哪幾個方面？
文化部本部，有五百人，十九個附屬機關兩千多人，一年預算一百六十億台幣（約五點三億美元），整合了從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文學出版、古蹟保存、工藝設計、博物館推廣到電影、電視、廣播、流行音樂、文創產業與國際交流，業務包山包海，包天包地。文化部新就新在它是台灣首度有完整的、全方位、大格局的文化政策。
有人說，台灣文化部是華文世界唯一的公民社會的文化部，你認為呢？
我贊同。台灣文化部有兩個特質，第一，政策是由下而上的，草根是它的基礎。第二，它是不服務政治黨派或意識形態的。我希望奠定的是一個專業的文化部，確實超脫意識形態。我是來打基礎的，打地基的工人是希望文化政策有科學數據、有國際參考系、有配套完整的措施，那麼地基打好後，不管哪個政黨執政，誰當總統院長，誰當文化部長，都會以專業為基礎去發展去努力。
我曾經聽北京文化部官員對你在兩年內推動多條立法而感嘆讚嘆，究竟新立多少條法？
文化部成立後確實下了功夫推動立法和修法，五個新的立法，四個大修法，我們戲稱之為「五四運動」。新立法譬如《博物館法草案》、《文化基本法》、《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案的有公共電視法、電影法、文化資產保存法、文化藝術獎助條例。就單說電影法修法，一共五十八條，全部都是過去威權時代控制性的條文，比如要有映演證，不符合「國策」，就可能禁播。台灣電影法，從民國十九年（一九三零年）走到現在，我常常覺得我們活在中華民國歷史中。裏頭的第廿六條：叛亂，違反國策，有違社會風化的電影都不行。我們把五十八條刪成廿四條，刪了三分之二。才兩年時間，那麼多法，每一條法都需要精推細究花很長時間，沒完沒了地磨礪，逐條討論。
你有一年多沒來香港了，朋友們都等你去。你曾經說過香港是個「逃生門」，如今香港台灣走得很近，就連台獨港獨都頻頻發生關係，你怎麼看這一現象？
一直在忙台灣的事，香港的細節沒有掌握，說了怕會失準。我是覺得，香港人與台灣人在心有恐懼的陰影下生活的時候，可能要克服自己情緒，以超乎尋常的冷靜面對嚴峻現實。我們面對的複雜在於，除了北京因素之外，全球化帶來全球秩序改變與中國現實糅合在一起，不易釐清。當今中國，不是一九六六年的中國，也不是一九九二年的中國，我們對今日已經質變的中國以及它可能的發展，究竟有多少認識？全球化人流物流資本流，和我們看不清楚的中國，兩者之間是纏繞叢生的。我們要如何控制恐懼，為我們下一代創造更大空間呢？我相信北京決策層裏，也一定有心胸開闊的有志之士。我們這一代人，在天地之間真正的和平，是設法讓兩岸四地飽受內戰歷史經驗和記憶的人，建立誠懇和互信的心。這也更需要北京認識到站在高處彎腰的珍貴，重新得回別人真心的信任，這信任是甜美果實，沒有信任就不可能談和平。
最想去西伯利亞砂勞越
兩小時訪談中，不時有同事走近要她簽署一些文件，與她輕輕咬耳朵請示什麼。她說，文化部草創，萬仞建樹從挖地開始，基礎工程本來就是最艱辛的。「不過」，她說，「政府工作是最重要的公益事業，值得付出」。心累的時候，她就夢想將來重得自由可以旅行的時候要先去哪裏。她想做的第一件事是行走西伯利亞大鐵路，耗時一個月，從海參崴出發，向西九千二百八十八公里、跨越八個時區，「還有馬來西亞砂勞越」，她說，「我沒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