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場同時舉行的集會人數懸殊，但對香港新聞自由的現狀有完全不同的解讀。記協認為香港新聞自由已被「滅聲」，但越來越多記協以外的媒體人提出對「假新聞」及缺乏專業操守的質疑，社會掀起一場對於什麼是新聞自由，以及對新聞自由現況的大辯論。
香港有沒有新聞自由？香港的新聞自由是否已經被「滅聲」了，還是越來越強，並且成為一種政治運動的訴求焦點，但也面對「假聲」摻雜其間的危險？
這也掀起了媒體內外的大辯論。二月二十三日香港同時出現兩場對香港現狀完全不同解讀的集會。前者是香港記者協會發起的「企硬！反滅聲」遊行，主辦方稱六千餘人參與，警方表示高峰時期有二千二百人。後者是只有約百人的監察傳媒操守議會，在政府總部門外舉行「探討香港媒體操守」集會，指出香港媒體有不少假新聞，但卻沒有人去承擔責任。
參與記協遊行的有明報員工關注組、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壹傳媒工會及獨立評論人協會等多個新聞組織，當中也有新聞系學生。記協主席岑倚蘭、被解僱的前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李慧玲、知名媒體人梁文道、「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先後上台發表意見，不少參與示威的人認為現在是香港歷史上新聞自由最差的時候，而特首梁振英政府與北京當局是罪魁禍首，呼籲港人發動全面對抗。
記協遊行的源起於一連串疑似「被滅聲」的事件：《明報》撤換總編輯劉進圖，換來了大馬前《南洋商報》總編輯鍾天祥；免費報《AM730》的中資廣告大量減少；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李慧玲被解僱。
而弔詭的是，這一系列事件背後都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和香港政府打壓新聞自由有關。當眾人要求李慧玲提供證據是特首梁振英背後施壓解僱她的時候，李慧玲留下一句：「我就是證據。」
因而香港社會掀起一場對於什麼是新聞自由，以及對香港新聞自由現況的大辯論。
「香港報業目前最大的危機，不是『撤換總編輯』，也不是『自我審查』，而是事實與評論意見不分。」香港資深媒體人張圭陽認為。
張圭陽曾任《明報》副總編輯與主筆，長期研究香港新聞史與明報歷史，是《金庸與明報》的作者。張圭陽說：「事實神聖，不容歪曲，這是卓越新聞的傳統。香港傳媒的新聞版位上可以出現『七一維園見』的所謂『新聞標題』；在『《明報》撤換總編輯』事件中，新聞內容上大量是毫無根據的揣測之詞，從員工的憂慮出發，寫到了向北京屈服，越描越『真確』……出於各種利益考慮，社會上各種力量壓向《明報》，對《明報》的管理層及報老闆張曉卿並不公正。」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鄭赤琰發表評論認為，李慧玲被炒的事件，新聞報道也是從一個單純的「公司對一個職員停職」的新聞，演繹為非常複雜的破壞「新聞自由」的政治事件。
鄭赤琰認為如果李慧玲對新聞界沒一個證據確鑿的交代，對香港的形象有很大的損害，「李應珍惜自己是新聞界的公眾人物，應知道什麼是『新聞』、什麼是『捏造』、什麼是『造謠』、什麼是『政治化』？如果有證據而不敢揭發，便有失新聞工作者的清譽，如果沒十足證據而作出如此巨大的指控，便會成為『新聞自由』的『害群之馬』，因為新聞界選擇相信她的人大有其人，一旦他們受誤導，便會把新聞界的信譽也都賠上了」。
李慧玲得到香港記協的支持，並發動這次遊行。同日，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重翻舊賬，向媒體透露當年在《信報》寫了約三十年的專欄被取消，曾向記協投訴，卻未被理會。劉迺強指出，這顯示記協的雙重標準與偽善。
二零一二年一月底，劉迺強向記協投訴，《信報》由一名他從未交流過的編輯以電郵傳達取消其專欄的信息，提到由於他的一些文章引起爭議，經內部討論，著他不用再寫專欄。劉將《信報》有關電郵轉交記協，其後曾與記協電郵來往三次，但記協無採取行動。
劉迺強對亞洲週刊說，評論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如果因為對文章不滿意就撤專欄，用記協的標準，這算不算損害新聞自由？」
對於李慧玲事件和反滅聲大遊行，劉迺強表示﹕「李慧玲事件是她本人的職業道德和辦公室政治問題，和新聞自由無關。」而香港近期的幾場貌似和新聞有關的事件，所謂的證據都似是而非。記協大動干戈組織示威遊行讓他感到荒唐，「所以我要翻舊賬出來，證明記協的偽善」。
香港商業電台主持人健吾撰文，表示曾收到聽眾留言：「一，為何炒李慧玲是打壓言論自由？為何李小姐同言論自由之間有一個等號？二，平行時空中，如果商台因為『民意』再聘請李小姐，那麼『民意』是不是打壓了商台管理人員們的『自主』？」
健吾在文中闡述自己對言論自由的困惑，認為今時今日不敢說話並不只是因為政府和中央，而是恐懼網民﹕「一些你說什麼、不說什麼都出來罵你『垃圾』，自稱不是五毛的『香港人』。還有一些人，覺得你不去參加遊行，就是你與民為敵呢。」
劉迺強說，他並不認為香港新聞自由有倒退的跡象：「現在什麼話不能說呢？只有愛國愛港的人沒有平台，我們才是被滅聲的人。而相反，那些罵政府和中共的人不但有言論的自由，還有行動的自由。」
前《壹週刊》副總編輯、《明報》專欄作者、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導師屈穎妍則指出，損害新聞自由的不僅是政治權力，也包括了那些財大氣粗的經濟權力。她向亞洲週刊追述自己在《蘋果日報》寫專欄被無故停掉，認為打壓新聞自由的不單只是政治，也往往是那些媒體霸權。
一九九九年前後，屈穎妍為了家庭從《壹週刊》副總編輯的位置退下來，開始在《蘋果日報》寫專欄，供稿約兩年，有一次她在文章中質疑《蘋果日報》的新聞操作手法，「我批評黎智英在新聞操作上的作風，大概寫了兩天，第三天編輯就叫我不用寫專欄了」。
屈穎妍對這樣的遭遇早有心理準備，但是讓她始料不及的是，連比她早在《蘋果》寫專欄的丈夫林超榮（綽號「超人」，知名編劇家）也受到「誅連」，專欄同時被取消。「我當時也不知道這樣被禁掉是不是踐踏新聞自由。」屈說她曾向編輯要個說法，編輯當時也不好說。屈穎妍說，用當前的標準，這是否侵犯了新聞自由？
除了政治和商業，假新聞同樣是對新聞自由的傷害。「香港存在濫用新聞自由的情況嚴重，假新聞泛濫，不是事實的東西都變成事實和評論摻雜在報道中，變成指控。」劉迺強說。
《蘋果》前陣子報道香港警員東莞嫖娼被抓，後來就被證明是一宗假新聞，但並沒有人對此負責或者承擔後果。
屈穎妍指出，記協在處理關於新聞自由的事件時，並不會去深入調查事件的緣由、背景，總愛動不動就打出捍衛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旗幟。她舉了一個例子：曾經有一個電影頒獎禮，行家都知道，像轉播英超足球比賽那樣，這種頒獎禮都只給一個電視台作現場同步直播。但是在頒獎禮當天，有另外一家電視台也進去拍，並且遭到主辦方的阻撓。於是，這一家沒有簽約的電視台就把情況投訴到記協，記協以新聞自由為由，覺得這是對想拍攝的其他電視台不公。屈穎妍認為，記協沒有調查清楚，也忽略擁有獨家轉播權的電視台跟主辦方的合約協定。
在日前的反滅聲遊行上，記協主席岑倚蘭表示從事新聞界三十年來，從未見過新聞自由如斯嚴峻。針對岑的判斷，前香港商業電台策劃總監及商業一台台長、《在晴朗的一天出發》的前主持黃永表示質疑：「這個三十年來最嚴峻的判斷到底是基於什麼事實呢？若是引述一些類似無國界記者組織的新聞言論自由的排名，是不是要弄清楚人家的排名是怎麼進行研究的呢？若是講到三十年來，那就涉及回歸前港英管治的時候了。現在是否比回歸前更差呢？所以，我們在談論新聞自由的時候，很必要清晰新聞自由的定義。」
不少香港的老編輯認為，香港現在的新聞自由可能是歷史的最高點，比過去大半個世紀都高。他們不會忘記在殖民時期的香港媒體，絕對不敢罵英國王室、政府，不敢對港英政府有嚴厲的批評，但今天的香港主流媒體，每天都是以「修理」香港特區政府和北京當局為賣點。但罵得越厲害，卻也不斷說沒有新聞自由。
劉迺強認為，香港媒體的自我審查是很難界定的，現在香港把自我審查和自我管理混淆，媒體作為第四權力、公權力的一種，卻不受到任何監管和制衡，如果不自我管理，媒體的質素如何保證，如何成為一個自由而負責任的新聞界？
但中國大陸缺乏新聞自由，對媒體的壓迫，卻永遠是香港媒體人心中難以揮去的陰影。這是那些曾經跑過大量新聞的媒體人的深刻感受。這也讓香港媒體界冒起焦慮的氣氛，憂慮當前可以發出的聲音會在將來「被滅聲」。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講師、前任香港無線電視和有線電視中國組助理採訪主任、首席記者呂秉權對亞洲週刊表示，親身感受到整個輿論氛圍被擠壓，而不是個別媒體的個案。
呂秉權認為，北京對香港媒體輿論生態一直頗有微詞，習近平上台後這份感受更是明顯，甚至超過胡錦濤執政時期。「北京一直把香港當做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的突破口。《較量無聲》中更是把香港視為外部勢力的地方。」
呂秉權透露，二零零九年他在有線電視任職期間，就曾遭遇中聯辦向其主管施壓，不要轉播六四集會的現場。
而當下的香港，新聞自由被擠壓也不是無跡可尋。呂秉權舉例道，在香港電視發牌的態度上，梁振英和通訊事務局並不一致，後者建議開放，而梁不為所動。而在DBC股權風波中透露出來的信息則表明，中聯辦不喜歡李慧玲。
而媒體工作者也會收到當局相應的「溫馨提示」，例如不能採訪的學者黑名單、減少佔領中環的報道、六四片段不能播出裝甲車的畫面、六四新聞不可以做頭條報道、減少對中央政府的攻擊等，越來越多事件變成敏感新聞。
對於記協和港人捍衛香港新聞自由的行動，前《壹週刊》副總編輯潘麗瓊告訴亞洲週刊﹕「我很欣賞他們勇氣，也很明白他們的擔憂，但用證據說話是記者起碼的專業守則。」
香港有沒有新聞自由？潘麗瓊認為早前《明報》換總編輯、報紙開天窗、以至在集會台上批評政府、特首的言論都一字不漏的能刊出，都是言論自由的表現，就是香港有新聞自由的證據。「試想像一下，有人能夠在天安門廣場上，對習近平作出批評？」
潘麗瓊引述英國新聞業諺語：「Comment is free, facts are sacred.」（評論是自由的，事實是神聖的。）她認為，這是媒體從業者要恪守的準則，所有的評論必須基於事實。現在媒體不負責任的、沒有紮實調查的假新聞層出不窮。潘提到去年某報紙報道某酒家用地溝油，消息傳出來，自然沒有人再敢到該酒家吃飯，後來證明那是假新聞，但是酒家就生意受到很大打擊，最後倒閉了。「記者的筆是一把刀，是可以砍人的，假新聞就是『點錯相』，砍錯人了。」新聞人受尊敬就在於其是基於事實專業報道，所以新聞人應該恪守新聞專業主義。
資深媒體人黃永指出，新聞自由不能理解為單純的「表達的自由」，新聞自由並不包括無的放矢、強詞奪理的自由。新聞追求真實和準確，必須有證據，不可以無中生有，把沒經證實的東西當做證據。
黃永坦言，自從有了新媒體之後，「快」成了媒體追求的東西，信息快、修訂快、更正快，媒體寧願錯都要爭快。其實這是不對的，記者不是只是對受眾負責，傳媒還要對被報道者負責，因為這可能是吹捧，也可能成為傷害。
黃永最近在看一部美劇《newsroom(新聞編輯室)》，其中有一幕是電視台為了搶新聞，竟然在傷者還在手術台上搶救就宣布他死了。他說﹕「這一幕看到我很激動。可以宣告一個人的死亡是醫生，而不是新聞記者。」
《明報》前副總編輯張圭陽說：「記者、編輯嚴格按照專業的新聞規律辦事，才是捍衛新聞自由的最好辦法；長期從『陰謀論』出發，報道事實當中夾帶個人評論意見，無異是自?長城的做法。」
免費報《AM730》創辦人施永青在該報撰文說：「新聞自由不應該只是某些政黨的專利。」他認為應該從國際與歷史的觀點來看。他指出：「北京是香港的持份者，對港有一定的政策，當它發現香港有一批傳媒選擇與自己對著幹的時候，它是不可能沒有反應的。它現在所做的，只是不再讓與它作對的傳媒獲得中資公司的廣告支持，以及透過各種人脈關係企圖影響某些傳媒的編採方針。這種行為，西方國家也每日都在發生，不能叫做妨礙新聞自由。」
施永青在文章說：「早前，有多名半島電視台的新聞記者在埃及被捕，被指同情穆斯林兄弟會，這才叫妨礙新聞自由。過去，新加坡政府曾因為某些雜誌發表了一些批評新加坡政府的文章，就不准雜誌發行，這才叫做過份。」
施永青指出：「現實是回歸後，傳媒批評政府遠比之前大膽，起碼現時已沒有政治部插手。」他說，社會總不能要求商界必須在某個傳媒登廣告，或者持某類政見的主持人就不可撤換。
這場新聞自由的大辯論還在持續，學界認為，只要各方不斷對新聞自由有強大的警惕，又能追求負責任的報道，回歸新聞的專業主義，就不會被「滅聲」，但也不會發出「假聲」，杜絕假新聞，讓香港人享有負責任的新聞自由。
辯論中兩派的共識是，要消除港人對新聞自由的焦慮，關鍵還是中國大陸何時出現新聞自由，否則兩地的信息落差，永遠帶來緊張的關係，也永遠在港人心中留下陰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