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秋天，當時已經知道快要結束首個執政周期的民進黨政府，幹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當時的陸委會、海基會，把各種富有實際兩岸談判經驗的中老年官員抓來，給中青年官員，加上部分的社會大眾──主要以青年群體為主，進行了一場聯合陪訓，一方面總結、提煉因為兩岸談判中斷而出現空窗的實務，同時也有在任期眼看著行將結束之際，試圖在文官隊伍當中繼續植入和延續自身主政理念DNA的用意。
當時的陸委會主委和現在一樣；具體負責營隊籌辦事務的總召，應該是當時的特任副主委兼海基會秘書長、現在已經和蔡政府越行越遠的游盈隆；於今仍然受到蔡本人重倚的傅棟成、詹志宏，印象中都是講師，也下到小組裡來教課。然後李登輝時代的張榮豐老師則是營隊課程設計的總教頭，印象中應該還是談判演練過程中的統裁官。雖然當時剛從行政院副院長位置卸任不久的蔡英文，因為沒有公職角色，所以從頭到尾沒有出現。
但是從後設的眼光回看，這個教學陣容還有當時營隊中所計較的種種眉角，不消說，風格和路數還是很蔡氏風格的。畢竟整個扁朝，蔡英文就是兩岸政策形成中的靈魂人物（之一，或沒有之一）。
在活動中，海陸中青年官員和社會青年們被混合編組，打亂成四方，中A中B台A台B。具體談起來的時候，就是中國A隊和台灣A對談，中國B隊和台灣B隊談，大家互相借鏡。用來演練談判的主題，就是熊貓。狀況就是，如何處理大陸當局突然提出要送台灣兩隻貓熊的提議？
按照當時營隊設計者所剖析的談判要件給分，整個談判的核心要旨，就是避免台灣一方在過程中受到矮化，不能讓兩岸關係特殊化。所以在民意當時普遍希望台灣能有熊貓的給定背景下，作為台灣政府既無法斷然拒絕，又要想辦法不讓這個事情以一種台灣政府不願意見到的方式成局，那就要在談判中設置很多的關卡。
而作為陸方團隊，就要想辦法去攻這些關卡，指出這些關卡的不合理之處，然後在盡可能把事情辦成、把熊貓送進台灣的大前提和有限的靈活通融空間下，絕對避免製造一中一台或任何形式的國與國關係。
大家的任務目標就按照上述兩個軸線展開。大家在陽明山上的台銀招待所捉對廝殺若干日。
當時的台灣A隊、B隊們，所要求主張的就是陸方既然要送，可以，但首先為了符合檢疫和國際生態保育慣例，這個贈送和接受熊貓的事情，台灣主張要按照華盛頓公約，也就是《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辦理才行。
作為陸方，當然就要避免此一贈送行為須經過該公約的登錄和處理，但可以在涉及動物保護的實務性和具體環節上比照辦理。
吵完華盛頓公約後，台灣方面的隊伍又要主張，根據國際保育慣例，國際之間的珍稀動物不能永久贈送，只能租借並約定歸還期限。所以不但台灣隊要主張台灣不能永久擁有這兩隻熊貓，還一定要他們向陸方支付租金。
而作為陸方，則必須頑強地要求木柵一定要永久地收下這兩隻貓熊，而且一分錢租金都不能要，還打破國際一般慣例，一定要求等這兩隻熊貓如果在台灣誕下幼崽，幼崽的所有權也一定要歸台灣，當個堂堂正正的台灣熊。
談完租金和幼崽之後，怎麼運送，也是雙方可以吵的一大環節。
2007年，兩岸三通問題還沒解決。
作為陸方，當時希望通過熊貓貨運包機切香腸闖關，營造出實質上因著熊貓實現直航的期待性氛圍。作為台方，則不能隨便答應從成都到台北這樣就可以包機直航了；陸方隊又以熊貓不經空中久耐，第三地搬運換機耗事繁冗為理由，要求不應死板地要求ㄒ熊貓跟人一樣，還得在香港轉機。
在熊貓換機確實很麻煩的務實考量下，台方勉強答應讓熊貓自始自終搭乘同機來台，但還是要繞過第三方的航空情報區，比如需擦過沖繩或香港的飛航情報區範圍後，才能進入台北飛航情報區，不願意造成直航的印象。
而在涉及這些環節的談判中，每個環節的爭點，都被各自團隊賦予了一定的分值，不同的爭點能不能拿下，最後都會影響得(失)分的加總計算。而當時按照營隊設計者的評比，涉及主權的問題是核心，哪一方丟掉了自己所信奉的主權原則，儘管其他部分再拿下多少分，都是輸。
而一些外界民意/群眾意見或普通直覺中，看上去是損，但實際上是拿來維護主權分觀瞻的動作，比如台灣堅持要付租金、堅持要到期交還熊貓；大陸堅持不收租金、堅持要永久贈與的選擇，更是一定要把這個動作給完成下去。如果談判進程受到干擾，那麼在一定程度上捅出談判過程細節，餵料給談判對手背後的滔滔民意，使其對談判對手形成壓力，也是可以做的事情。
不過在2007年的那場營隊中，除了雙方的談判隊伍之外，並沒有設計各自民意大眾、媒體或在野黨等實際環境中還存在的其他配角。
當然，後面上演的史實發展，大家都知道了。
綜觀整個扁朝，熊貓來台一事連談都沒有公開談。
而國民黨重新上台後，其對於分值有完全不同的測算，所以民進黨所要去卡跟要去守的事情，對國民黨來說沒啥可爭。最後，團團圓圓就是坐著包機從成都直航來到台北的；台灣完全不用付租金；團團圓圓連二寶都生完了，也沒有再聽到任何台灣政治人物說，要把圓仔、圓寶按照國際慣例送還給大陸的提議。
而這十三年來熙熙攘攘路過熊貓館的絕大多數民眾和政客，可能也並不會真的為當時熊貓來台，沒有經過華盛頓公約登錄認證、沒有依約支付租金和按照國際慣例約定歸還期限，並造成了「一國內地區間轉移而非國際科研式租借」的客觀現實，而真的感到痛心疾首，在玻璃展櫃前久久不能自已。
說到這裡，其實跟今天疫苗的問題，特別是疫苗是否能開源進口、是不是必須由中央政府簽約、是否必須出具原廠授權書(管你中間有沒有代理商)非常像。
如果在戰略上，主政者認為接受並使用了有大陸因素（eg.復星醫藥）摻雜其中的疫苗，對有關主權分的扣分是最大的，並會引致其他的「政治或法律風險」，那麼為了保證這一欄不被扣分，其他的連帶損失和犧牲，則都是在一定範圍內它會選擇去承受的。
當然，熊貓不是疫苗。人民在台灣看不看得到熊貓，和人民在台灣打不打得到疫苗，緊迫性和不可回復的損傷成本也完全不同。
回顧過去兩三周以來的起伏，很清楚，蔡政府的最優先計算是，絕對不願意讓在台灣出現緊急疫苗缺口時，造成摻雜了任何程度的大陸因素的疫苗，被視為天降甘霖的畫面發生。如果有要發生的空間，也必須，一，疫苗從德國直飛台灣，大陸因素從頭到尾不准沾，政治上無從收割；二，要逼BioNTech原廠在這一過程中，形成各種直接和台灣政府打交道的事證，形同讓人自毀和復星的代理商業合同，使其成為廢紙一張；三，還要追求一個附帶效果──或者說其實是蔡政府希望達成的主要效果之一，也就是希望用這個人命關天急到不行、必將讓全球商務人士印象深刻的例子，破掉國際商務中所謂大中華區代理權這個概念，讓所有外商爾後再也不敢和陸資簽訂任何涉及台灣的代理權合同。
如果在蔡政府心目中，拿到上述這幾個分是最重要的，那麼其他的相對較小的問題，比如幾個星期的到若干個月的「當即可用疫苗絕對數量」的缺口，則可能是可以犧牲交換，或必須咬牙忍住的。
經過與日本和與美國互動的兩波操作，蔡政府和緩了先前一度緊迫的民意壓力，爭取到更多可以「忍」下去的血條。
接下來還有可能撼動其思考軸線的，一個是客觀上疫情的波動起伏和對充足疫苗的急須程度，二則是民意對當前嚴卡進口疫苗政策或憤怒不滿/或理解支持的愛恨變化。
走棋至此，接下來可以以三種情境來理解蔡政府的決定：
情境一，以最善的情況想像蔡政府：那就是台灣與美日相互應援印象的金漆已經渡上，不用再太擔心復星因素對民意的衝擊，德產BNT很快可以放行進來。
情境二，以中等的情況想像蔡政府，那就是要乘勝追擊、擴大戰果，在民意「血條」吞下大補丸的這一兩周內，必須把BioNTech逼到牆角就範，徹底破掉國際貿易中的大中華區四個字，然後再讓疫苗可進來。但前提是疫情的增長幅度要hold住，要停留在「可拖可忍」的範圍之內；而且民意的不滿和憤怒也不能再往上漲，如果一旦發現往上漲得高了，那可能就要往情境一的方向挪移，放棄掉一些原本設關設卡的東西。
情境三，以最嚴峻和我個人最不願意見到的情況想像蔡政府，那就是在疫苗戰上，繼續秉持以截堵一切大陸因素為目標的最高綱領。通過現在已有的受贈量，和將陸續履約到貨的商業合同，加上效力未卜的台灣自產疫苗堵住破口，以不允許任何涉及到復星因素的BNT疫苗入台為原則。
當然，上述這三個情境之間，是可以互相挪移滑動的。
怎麼滑動，就看疫情的壓力和民意的血條這兩項。
兩大變數中，疫情擴散和死傷嚴峻性的這個變數，一定程度上是逸脫於人的主觀意志掌控的。
那麼第二個變數，也就剩下民意自己了。
＊作者為在北京工作的台灣人，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