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武爾澤（Larry Wortzel）是美國駐華使館助理陸軍武官。他2014年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從另外一個側面證明當年攔截軍車阻止解放均鎮壓學生的民眾也是愛國和愛政府的，並沒有「反黨和反社會主義」。
1989年6月2日，武爾澤和同事前往北京西北郊的長城和西山調查當地村民攔下軍車，阻止軍人進城的情況。當時，武爾澤和同事拍下了軍車照片，被解放軍軍官指責為竊密，並被要求交出膠卷。他說，他本以為與軍隊對抗的村民會幫助他和同事留下照片，結果，村民們與中國軍隊站在一起要求他們交出照片。
武爾澤說：「這是讓我吃驚的，那些村民們說，如果你所做的一切可能會影響中國的安全的話，那我們希望你們離開，但是，我們希望你們把膠片交給這位軍官。最後，我們只好交出了。」
「人民」自始至終與學生站在一起
2021版的簡史是這樣解釋6月4日的屠殺決定的。「在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中央政治局在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於6 月4 日採取果斷措施，一舉平息了北京地區的反革命暴亂。」
事實上，「人民」並沒有站在中共當局的一邊，支持鎮壓。自始至終，人民群眾是同情學生並與學生站在一起的。准確地說，這場抗議運動是學生首先發起的，後來獲得了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響應。1989年4月23日的北京《科技日報》在頭版報道學生遊行活動，稱「學生的行動代表了十億人民的呼聲」。
在這場持續了差不多50天的抗議活動中，教師、知識分子、記者、工人和其他平民等陸陸續續加入進來，全國各地許多城市也先後舉行了各類抗議活動。
《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多年後告訴美國之音：「天安門事件很偉大的一點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間，出租司機免費搭載學生，學生可以免費坐火車到北京來。我所接觸的每一個人都要保護學生，他們排成隊，在裝甲車前用肉體形成一道人牆。」
在「四二七」大遊行的那天，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沖過北京警察、武警以及軍隊的重重攔阻線，上百萬的北京市民，夾道歡迎，站在學生遊行隊伍的兩邊，來表達完全支持的立場。
1989年5月13日，抗議學生發動絕食。當絕食學生瀕危的畫面在電視上播出後，學生抗議活動幾乎變成了全民運動。北京的多家醫院包括軍隊的醫院自行組織搶救。北京市民、機關單位、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以至武裝警察都加入聲援、募捐、搶救之中。
1989年5月16日，北京幾十萬各界民眾上街遊行聲援學生。全國各地還有20多萬學生趕來聲援。同一天，在包括上海、南京、成都、西安等在內21個城市也發生了5000人以上的示威遊行。在這一天，北京1000多名知識分子聯署發表了《五一六聲明》，聲援學生，批評政府對學運的「動亂」定性。在聲明中簽名的有中國著名的作家巴金、著名詩人艾青、著名學者季羨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