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聞稿的最後，記者寫道：「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這則80秒的新聞據信是唯一一則披露「六四」事件以及痛斥中共當局行徑的官方新聞。後來，這則新聞的作者被判刑入獄四年。
由「六四」死難者的母親組成的「天安門母親」在「六四」30週年時收集到202名罹難者的相關資料顯示，罹難者中年齡最小的僅9歲，最大的66歲。這些人中有小學生、中學生和大學生，有工人、司機、工程師、廚師、音樂家、復員軍人、辦公室工作人員等。有一個女兒在去看望喪偶不久、獨自在家的母親時在半路上被打死；一名學生在試圖勸解對峙的軍民雙方時，被軍官近距離開槍打死；有些在參加搶救傷員時中彈身亡；有些是在拍攝照片時被戒嚴士兵開槍打死。
「六四」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中共迄今也沒有公佈具體的死難者名單和傷亡的人數，更談不上賠償。
中共公安部1990年7月10日在第五次呈交國務院的報告《有關各地動亂、暴亂中傷亡情況統計資料匯總》說，1989年全國暴亂和動亂期間共有931人死亡，兩萬兩千多人受傷。北京的死亡人數為523人，其中北京學生57人，北京居民45人，外地學生171人，外地職工、居民和農民229人，另有身份不詳者21人。
不過，這些數據與其他來源的統計數據有很大的差異。北京紅十字會當時的統計大約2千600人死亡，傷者為3萬人。後來，英國和美國的解密資料都認為有一萬多人被殺。歷史文獻學者吳仁華對各戒嚴部隊途經地點和北京各家醫院的資料進行過搜索和整理後認為，北京紅十字會的數據應該最為可信。
邵德廉（Dan Southerland）當年是《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站的站長，他在2014年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說，「六四」發生後，他去了天安門廣場並在一家醫院看到堆積在那裡的屍體。
邵德廉說：「我去了一家醫院，要求醫生讓我進去，我知道這裡堆了屍體。這個時候，當局已經開始鎮壓了並下達了不要讓外國人進來的命令，但是這位勇敢的醫生說，‘我讓他進去。’我進去後看著死屍堆，我意識到，他們的年齡偏大，不可能是學生，他們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們必須記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學生。」
2004年，因在2003年披露SARS實情而聞名的軍醫蔣彥永在向中國全國人大和中央政治局建議為1989年的六四運動正名的信中披露，6月3日當晚，他所在的北京301醫院的急診室從10點多開始到半夜12點的兩個小時中，就接收了89位被子彈打傷的人，其中有7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在這封信裡，他還提到，很多人被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開花彈」打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