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也是1989年天安門學潮的親歷者，六四鎮壓後曾入獄近一年。她2014年6月4日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發表的《「備忘」六四》說，鄧小平的戒嚴令在從贏得民心、黨心和軍心上來說，當時遭遇了三個「當頭棒」。她說，第一個是《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之後的「四二七」大遊行；第二個是在他明確提出要戒嚴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表態，居然多數拒絕緊跟；第三個：王牌軍軍長（徐勤先）抗命！
「六四」後的鎮壓和清算持續至今
中共對參與抗議活動的學生和民眾的鎮壓並沒有隨著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大屠殺的結束而結束。「六四」之後，當局展開了大規模的搜捕和清查，一直延續到1990。在某種意義上，六四的餘波一直影響到現在。
1989年6月12日開始，中共當局首先宣佈通緝支持學生訴求的，被中共視為「主要煽動者」的方勵之夫婦。後來王丹、吾爾開希、柴玲和李錄等21名學運領袖、工人抗議領袖韓東方以及知識分子代表嚴家其、包遵信等多人也遭到通緝。這些人後來陸續流亡到了海外。
「六四」之後的二十天，也就是198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正式確認免職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等人的職務。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被逮捕，鮑彤是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獄的最高級別官員。
相對於學生和知識分子，承受了中共最嚴厲鎮壓的是被中共稱為「六四暴徒」的一群人。這些「六四抗暴者」在89民運期間，在軍隊進城後，以及「六四」鎮壓前後，攔截車輛、燒軍車、號召市民反抗、號召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用堵塞交通等各種形式對當局的鎮壓。他們中多為普通市民。
他們中的有的人被很快槍決，有的人被判處了極其嚴重的刑期。比如，學運領袖王丹被判刑四年，向天安門城樓毛澤東的畫像投擲雞蛋的魯德成被判處入獄16年。
北京市委辦公廳所編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提到，北京市在「六四」後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暴亂」的疑犯。
用《中共簡史》中的話來說，「六四」事件促使中國共產黨「更加冷靜地思考過去、現實和未來」。
這樣的思考自然不會包括公佈真相，承擔責任和進行賠償。相反，中共還一直採取各種措施試圖抹殺有關「六四」的記憶。「六四」屠殺至今仍是中國互聯網審查最嚴密的主題之一；六四死難者家屬的悼念活動也會遭到當局的騷擾。這一兩年，在香港和澳門的悼念活動也遭到了禁止。中共似乎也達到了目的，現在，中國的年輕一代對三十年多年前北京遭到血腥鎮壓的民主運動幾乎一無所知。
這樣的思考還包括強化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更加敵視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六四」攔腰截斷了中國社會民主轉型的進程。民主、群眾示威以及政治體制改革成為了中共眼中不可跨越的紅線。中共同時還加大了對新聞出版和大眾媒體的控制。
中共黨史學者，《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在2019年六四三十週年紀念，在美國之音電視談話節目中說，中共還從「六四」事件獲得了兩個政治遺產。「一是開啟了暴力維穩的國家治理模式；二是就是堅決把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思維，就是底線思維。」
這樣的「暴力維穩」和「底線思維」在中共現任領導人習近平的統治下變本加厲。在香港，中共實施《國安法》，一步步打壓香港的自由；30年來一直在香港舉辦的全球最大規模六四紀念活動也被視為禁止。這個月早些時候，香港著名民主活動人士黃之鋒等四人因去年未經批准參與紀念「六四」集會被法院判處4至10個月有期徒刑。
在新疆，中共對上百萬維族人任意拘押，在西藏，中共壓制西藏人民的文化和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