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知名的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有個名噪一時的論點：「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雖然國際政治的現狀與他這個當初作為預言提出的論點相差甚大，但此論點的結論內涵精彩不凡：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終極的相對最佳政治體制，當民主制度在全世界普及，人類政治文明中的政治體制進步就走到盡頭，歷史在此「終結」。
因此，專制獨裁國家的民主化，始終是美國與這些國家打交道時的一個隱性或顯性課題，越是有世界影響力的國家，「民主化」的課題越顯重要。由此，大陸中國的「民主化」議題，在其自身的改革開放後，即成了本文標題所示的美國對中格局的長遠「目標」，尤其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克林頓總統開始，所謂的「和平演變」，所指的也是此事。
現在眾所認知，美國對中格局的大反轉，是在2016年到2020的川普任期內完成的。目前的拜登當局表面上似乎繼承了川普的對中強硬政策，但實質上卻與川普有一個關鍵不同，此即標題的「放棄目標」―― 放棄「中國民主化」的「目標」。
其實美國對中格局的危機遠非僅是「放棄目標」，其他還有如對中政策與方法的零亂、對「中共VS中國」的認知誤差、嚴重錯估／低估中華民國台灣……，以及這些認識與政策危機的互相交錯。這些川普任內即已存在，但拜登當局似乎更甚。這些危機中，「放棄目標」最嚴重，故本文先分析之，其餘的有機會再說。
對中民主化「目標」三階段
從上世紀70年代末中共改革開放以來至今接近四十年，就本文主旨的「目標」―「中國民主化」而言，美國的對中格局經歷了三個階段，歸納如下：
第一階段：1979～2016，「目標明確，和平誘變」。「目標」與「方法」都很清晰，是用「餵胡蘿蔔給好處」的「方法」鼓勵誘使北京走上此「目標」的民主化道路。此階段又以「八九六四」為分水嶺隔成前後兩時期：「六四」之前，大陸的政治氣氛自由開放，是中共主動求變，美國「樂觀其成」地協助，是「消極和平演變」姿態；「六四」後中共政緊經鬆，美國態度轉向「積極和平誘變」，民主黨總統克林頓是此政策的代表吹鼓手。「積極和平誘變」再歷經共和黨總統小布希，到民主黨總統奧巴馬任期內衰微；
第二階段：2016～2021，「目標隱藏，手段趨硬」，「民主化」的「目標」仍在，但能見度大幅降低。此階段是共和黨總統川普的任期；
第三階段：2021～目前，「手段強硬，目標消失」。
漫長的第一階段：和平誘變，養肥中共，美國損巨
對中「和平誘變」的第一階段持續的時間最長，有三十六、七年之久。其實到奧巴馬執政推出「重返亞太」時，「和平誘變」已經變調，美國已經開始對此不抱希望，但對中態度並未像川普那樣地急轉彎，故仍將奧巴馬的八年算在「和平誘變」的第一階段內。 （相關報導： 2大公投案任何一案若過關 游盈隆預言：民進黨將重傷 ｜ 更多文章 ）
這裡需說明，為何稱之為「和平誘變」，而非世人熟知的「和平演變」？因為「和平演變」一詞並不精確。「演變」，就是逐步地變，讓中共在民主化中改變體制，乃至下臺，或瓦解，一如之前的蘇聯共產黨和多個東歐國家的共產黨。但「變」的具體「方法」是什麼？從「和平演變」這個詞是無從得知的。現在當然已眾所周知，美國的對中「和平演變」方法，可用四個詞來概括：交往、幫助、容忍、待變。即，與中共全方位交往，幫助其發展經濟，期望壯大其中產階級後自然迎來民主化—這是當時流行在不止美國，而是整個西方的樂觀理論，時任總統克林頓即是深信此理論而對中共敞開了美國市場與世貿組織大門。「四詞方法」中的「容忍」，是指容忍北京的種種違反「普世價值」與各類國際法國際慣例規則的惡行，甚至容忍中共對美國的滲透破壞盜竊（高科技／智產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