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知名的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有個名噪一時的論點：「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雖然國際政治的現狀與他這個當初作為預言提出的論點相差甚大，但此論點的結論內涵精彩不凡：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終極的相對最佳政治體制，當民主制度在全世界普及，人類政治文明中的政治體制進步就走到盡頭，歷史在此「終結」。
因此，專制獨裁國家的民主化，始終是美國與這些國家打交道時的一個隱性或顯性課題，越是有世界影響力的國家，「民主化」的課題越顯重要。由此，大陸中國的「民主化」議題，在其自身的改革開放後，即成了本文標題所示的美國對中格局的長遠「目標」，尤其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克林頓總統開始，所謂的「和平演變」，所指的也是此事。
現在眾所認知，美國對中格局的大反轉，是在2016年到2020的川普任期內完成的。目前的拜登當局表面上似乎繼承了川普的對中強硬政策，但實質上卻與川普有一個關鍵不同，此即標題的「放棄目標」―― 放棄「中國民主化」的「目標」。
其實美國對中格局的危機遠非僅是「放棄目標」，其他還有如對中政策與方法的零亂、對「中共VS中國」的認知誤差、嚴重錯估／低估中華民國台灣……，以及這些認識與政策危機的互相交錯。這些川普任內即已存在，但拜登當局似乎更甚。這些危機中，「放棄目標」最嚴重，故本文先分析之，其餘的有機會再說。
對中民主化「目標」三階段
從上世紀70年代末中共改革開放以來至今接近四十年，就本文主旨的「目標」―「中國民主化」而言，美國的對中格局經歷了三個階段，歸納如下：
第一階段：1979～2016，「目標明確，和平誘變」。「目標」與「方法」都很清晰，是用「餵胡蘿蔔給好處」的「方法」鼓勵誘使北京走上此「目標」的民主化道路。此階段又以「八九六四」為分水嶺隔成前後兩時期：「六四」之前，大陸的政治氣氛自由開放，是中共主動求變，美國「樂觀其成」地協助，是「消極和平演變」姿態；「六四」後中共政緊經鬆，美國態度轉向「積極和平誘變」，民主黨總統克林頓是此政策的代表吹鼓手。「積極和平誘變」再歷經共和黨總統小布希，到民主黨總統奧巴馬任期內衰微；
第二階段：2016～2021，「目標隱藏，手段趨硬」，「民主化」的「目標」仍在，但能見度大幅降低。此階段是共和黨總統川普的任期；
第三階段：2021～目前，「手段強硬，目標消失」。
漫長的第一階段：和平誘變，養肥中共，美國損巨
對中「和平誘變」的第一階段持續的時間最長，有三十六、七年之久。其實到奧巴馬執政推出「重返亞太」時，「和平誘變」已經變調，美國已經開始對此不抱希望，但對中態度並未像川普那樣地急轉彎，故仍將奧巴馬的八年算在「和平誘變」的第一階段內。
這裡需說明，為何稱之為「和平誘變」，而非世人熟知的「和平演變」？因為「和平演變」一詞並不精確。「演變」，就是逐步地變，讓中共在民主化中改變體制，乃至下臺，或瓦解，一如之前的蘇聯共產黨和多個東歐國家的共產黨。但「變」的具體「方法」是什麼？從「和平演變」這個詞是無從得知的。現在當然已眾所周知，美國的對中「和平演變」方法，可用四個詞來概括：交往、幫助、容忍、待變。即，與中共全方位交往，幫助其發展經濟，期望壯大其中產階級後自然迎來民主化—這是當時流行在不止美國，而是整個西方的樂觀理論，時任總統克林頓即是深信此理論而對中共敞開了美國市場與世貿組織大門。「四詞方法」中的「容忍」，是指容忍北京的種種違反「普世價值」與各類國際法國際慣例規則的惡行，甚至容忍中共對美國的滲透破壞盜竊（高科技／智產財等）。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相較於「和平演變」，「和平誘變」才能更準確體現「交往、幫助、容忍、待變」的「四詞方法」。此外，「和平誘變」也與後文的「和平？變」相對應。
短暫的第二階段：目標隱藏，手段趨硬、劇變開始，壯志未酬
到川普政權的第二階段，上述一切急劇改變。從川普智囊／行政當局始，全美國都認識到，過去近四十年美國的對中政策完全失敗。「和平誘變」不但未改變中共，更糟的是，美國以自己的資源與損耗餵肥養大中共後，開始遭中共反噬。
於是川普政府展開反擊，從對中格局的「方法」開始，大幅廢棄「交往、幫助、容忍」，代之以「脫鉤、對等」。「脫鉤」就是脫離關係，拒絕往來；「對等」是在尚未「脫鉤」之前，或無法「脫鉤」的領域盡可能地「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你怎麼對付我，我也怎麼對付你，如，你限制我的外交官行動，我也限制你的外交官行動，等等。當然川普的「對等」才剛開了個頭，離全面的「對等」還相差很遠，況且，美國的「對等」並不包括「盜竊技術／智產財」、「人質外交」等非法惡德行為，可見，真正全方位的「對等」，其實是不可能的。
川普政府對中的「方法」變了，「目標」呢？這就是最關鍵。在筆者看來，「民主化」不但依然是川普對中格局的戰略目標，而且很可能已從「長遠目標」調整成「優先目標」，理由後敘。
由於過去三十多年的對中「和平誘變」已經失敗，如果仍然不放棄「民主化」的「目標」，該用什麼方法？顯然不可能再是「給好處／誘變」的「交往、幫助、容忍」。在這個新的具體「方法」擬定出來之前，有一點可以肯定：它必須仍然是和平的，而絕非像（二戰中）打日本、二十年前打阿富汗、伊拉克那樣，通過一場慘烈的戰爭來建立「民主中國」，因此，替代「和平誘變」的，必須是保留了此四字中三個字的「和平？變」，即，仍然是「和平」的「演變」，但不再是「誘變」，而是另一種和平的改變方式。
這個「和平？變」，其中的「？」究竟是什麼，川普團隊從未公佈過。其實，未公佈的何止是「？變」，甚至連依然還在的大陸民主化之「目標」，川普政府也從未正式明確地表達過。之所以如此「隱藏」，筆者認為是出於兩個原因：第一，對於「和平？變」中的「？」，川普團隊並未找到可靠的方法，還在摸索，甚至有可能（用大陸的話來說）是「摸著石頭過河」、「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是「走著瞧」，所以沒法公佈；第二，一場瘟疫打亂一切，也打亂了川普團隊的「對中行動」日程，可以說，2020年全年都被疫情貫穿，大半年的時間被耽擱後即迎來總統大選。川普團隊認為他們仍將選贏，疫情終將過去，「對中行動」將在川普的第二任期內展開，故直至去年十一月的大選投票前，他們都未昭示過對中格局的「民主化目標」與「方法」手段，即「和平？變」。但事與願違，川普沒能連任，這個「隱藏」中的「和平？變」，也就胎死腹中，壯志未酬了。
寫到這裡，可以回到前文的伏筆來：既然川普團隊並未明確宣示，筆者何以判斷他們仍將致力「中國民主化」，並將其調整為「優先目標」？
原因之一是他們使用的一個詞：「蘇聯」。「蘇聯」意味著「邪惡帝國」、意味著政權垮臺，體制改變。因此，不管是出於顯意識還是下意識，凡有意圖要改變／顛覆中共政權，「regime change」的，就會談論「蘇聯」，沒有這個意圖的，就會避提「蘇聯」。川普團隊的國務卿彭佩奧就多次提及「蘇聯」，他甚至還如此說過：「改變中共的行為並不僅僅是中國人民的使命。自由國家必須努力捍衛自由。這絕非易事，但我有信心我們做得到。我有信心，因為我們以前做過，我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我有信心，因為中共正在步上蘇聯後塵 ─― 疏遠潛在盟友……」這言下之意，是不是要像搞垮蘇聯那樣地搞掉中共？
不久前的3月10日，時任川普政府的副國家安全顧問，那位中文流利，且對川普政府的「中國政策」有相當影響力的博明（Matthew Pottinger），在美國蒙大拿大學舉辦的「美中大國競爭討論會」上直言：美國應幫助推翻中共政權，而不僅僅是更換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民主化」，這只是個委婉好聽的說法，是一種「尊重客氣」的態度，一個客套詞，其實說白了，就是改變／顛覆政權，regime change。在美中關係情境裡，「中國民主化」的詞語，表示美國以「和平演變／誘變」的方式等待中共慢慢變，所以這是「長遠目標」。彭佩奧和博明引「蘇聯」為例，暗示明示要「改變／推翻」中共，這意味川普政府不再「等待」中共，而是直接下手「顛覆」，「長遠目標」顯然已成「優先目標」。
萌芽的第三階段：放棄目標，糟不自知
文行至此，美國對中格局的第三階段自然變得容易理解：拜登政府的「手段強硬，目標消失」。由於以上敘述已詳盡鋪墊，不用多寫，事實很清楚：雖然拜登基本上繼承了川普對中的強硬姿態，即「方法」，某些方面甚至在完善川普來不及做的事，如推進「亞洲小北約」等，但兩相對比，川普團隊的「民主化／改變顛覆中共政權」的「目標」，已從拜登團隊的明暗agenda中消失。這一點，熟悉美中政治的觀察者憑直覺即能意識到，即便尚未覺察的，挑明這一點，相信他們都會同意。「目標消失」的證明之一是，拜登團隊可曾提到過「蘇聯」？不久前的3月25日，拜登舉行他上任後的首場記者會，去看看他關於美中關係的闡述吧，那裡可能嗅到一絲絲盼望或暗示「中國民主化」的氣息？
廣被忽視，三個原因
更糟的是，拜登政府的對中「目標消失」意義重大，後果嚴重，但似乎無人注意，未成輿論焦點。何以如此？原因可能有三。
首先，這或許因為世人皆意識到過去的「和平誘變」已經失敗，以後該怎麼做，沒人知道，按目前狀態，在可見未來看不到「中國民主化」可能，故從總統團隊、媒體社群到公眾輿論，全都下意識迴避這個「目標」話題，集體放棄。
此外，中共近來在世界舞臺以「戰狼」姿態強勢出擊，咄咄逼人，按習近平的最新話語，是中共已可「平視」這個世界。拜登團隊忙於解決眼前問題，注意力全在尋找各種「方法」圍堵中共上，一時根本沒有心思顧及這個未來不知哪個猴年馬月才會實現的民主化，於是，「中國民主化」的「目標」在他們的「無暇過問」中不知不覺被放棄。
第三個可能是：拜登團隊下意識認為，「和平演變／誘變」是讓中共自己「變」，既然已經失敗，如還要「變」中，就只能改採「外界推動」的方式，即「顛覆政權／regime change」；而且，既然「和平」的演變失敗，剩下的選擇就只能是「和平」的對立面：「非和平」甚或戰爭。要「regime change／顛覆」中共政權，甚至需採用「非和平或戰爭」的方法，這一步未免跨得太大太遠太險，拜登政府／全美國、美國的眾盟友都根本未對此作任何準備，對中的「民主化目標」，怎能不知不覺被有意無意地放棄？
值得深思的連串問題
有鑑於此，公眾輿論和拜登團隊都該認真思考嚴肅面對以下問題：
1.如果拜登團隊意識到「放棄目標」這回事，他們會不會「還原」、重立這個「目標」—「中國民主化」？
2.如果拜登政府宣稱，「中國民主化」仍是美國對中格局的終極「目標」，則按前述道理，實現這個「目標」的方法仍然只能是「和平？變」，拜登的這個「？」會是什麼？川普團隊擢用了對中共有深刻瞭解的陸裔學人余茂春作智囊，看來都未找到這個「？」，團隊中似乎至今沒一名陸裔學人高層智囊的拜登團隊，能比川普做得更好嗎？
3.拜登團隊屆時會否出於某種原因「切割」這個「目標」，宣稱：我們仍將致力「中國民主化」，但不會顛覆中共政權？如果他們如此宣稱，這意味什麼？這種「切割」現實上是否可行？他們用什麼方法來實現既非「和平演變」（因已失敗），也不「顛覆中共政權」的「中國民主化」目標？
4.如果拜登團隊始終不願正面表態，始終對「中國民主化」的「目標」採「模糊戰略」，這是否表示其實他們對實現此目標已失去信心，認為中共的專制統治牢不可破，因此接受它存在的事實？倘如此，目前的連串對中強硬舉措，是只圖一個有限度的「遏制」中共，讓他不要過於囂張，以此與他「和平共處」？這豈非就是「沒有目標」？難道，「沒有目標」就是拜登團隊的對中「新目標」？
5.中共會乖乖接受這種「遏制」嗎？
6.人類個體的行為取決於「目標」―想達成什麼結果，就會有什麼舉動，國家亦然。拜登執政不足三個月，目前的對中格局表面看來似乎與川普區別不大，都是強硬，但未來走向呢？俗話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理，「不考慮中國民主化」的對中戰略，會是好戰略嗎？「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拜登與川普的對中戰略，「失之」何止「毫釐」？如何展望未來「美國放棄中國民主化目標」下的美中關係？
7.中共會如何看待「美國放棄『中國民主化』目標」？這是個極有意義的問題。川普政府要員暗示明示要搞垮中共，中共對川普政府是什麼態度？拜登政府「放棄目標」但無人點穿之，是否身為當事人的中共天然地對此最敏銳，早已察覺？他們因此對拜登政府是什麼態度？
8.如果拜登政府／美國放棄「中國民主化目標」，這「歷史」該如何「終結」？是「終結」在民主不敵專制的妥協之中，即，民主永存，專制也永存，人類政治文明中的政治體制進步在這裡走到盡頭，民主的美國與專制的中共將在未來長久，或永遠共管世界，「歷史」即如此「終結」？這是人類文明的宿命？
9.中共會滿足接受「與民主美國永遠共存」嗎？這前景會不會是：當中共察覺到美國在與其較量中已有所體力不支，想妥協放棄時，按中共本性，他不會就此收手，而是乘勝追擊，要大獲全勝，誠如毛澤東的兩句律詩所言者：「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因此，歷史不會終結在「民主的美國與專制的中共共管世界」，而是終結在專制的「中共帝國」一統天下 ── 沒了美國，中共收拾「熟爛」的歐洲，以及日本印度澳大利亞，乃至俄羅斯，都將如帚掃落葉。在歷經數千年努力追求公正美好的「普世價值」後，人類文明將「一覺回到中世紀」，歸根結底，歷史，將「終結」在「中世紀」般黑暗落後的「中共帝國」―「CCP Empire」？
10.如果拜登團隊對「中國民主化」，這事關「人類文明命運」的重大「目標」失去信心，仍然躍躍欲試2024的川普會如何回應？
11.最後，以上連串問題的核心問題是：究竟有無一個「和平？變」，可以成為「促成中國民主化」的和平妙方？
以上十一個問題，筆者只回答最後一個：有沒有「和平？變」的妙方？答案是：有。
＊作者為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