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哈尼說，異族強迫原住民接受外來統治時，從來沒有一個政權詢問過原住民願不願意接受，就用武力討伐、各種手段來征服統治，還會將原住民污名化，說他們就「蕃」、野蠻、落伍、懶惰，把各種污名化的名稱加諸在原住民族身上 把原住民說成一無是處，統治者就以「救世主」姿態站在原民頭上來指引。不僅母語文化被迫滅絕，還有土地與各種資源被掠奪，統治者一來就先否定原民傳統土地權、說「土地不是你的，是國家的」，再以各種政策把原民土地歸在政府上。
這情況不僅在日本殖民時發生，中國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後亦然。就像李秀山一樣，許多原住民領導者會希望改變族人處境，例如尋求部落發展的高一生、替族人爭取土地權利與自治權的樂信瓦旦（林瑞昌），「但在國民黨眼中，這些都是顛覆政府、動搖國本的行為。」也因此，談起二二八事件深遠影響，尤哈尼直言這是全面性的、所有台灣族群都受到傷害──即便原住民長年在山地、甚至深山居住，都一樣會受到極大傷害。
對於這些傷害，原轉會（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和解小組專案助理杜宜蓁於〈原住民觀點的二二八事件－原轉會和解小組的經驗分享〉提到，原住民族的家族關係比漢人社會更緊密，只要有個族人被指控，就會引起部落集體惶恐、後續同儕團體也會受到牽連，甚至連移居平地的青年都難逃一劫。
例如1974年代的「台灣山地獨立運動案」，杜宜蓁說，其起源於基督教長老教會山地服務中心、山地大專基督教青年聯誼會，1973年曾辦「山地之夜」募款，沒想到其中一名參與者就被控涉嫌山地獨立運動案、被偵訊，連參加活動的族人都被牽連、高達65位。而在湯守仁案、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案、山防隊案，也可見被牽連者為親屬、同事、同學關係。
杜宜蓁整理，1950年代原住民受迫害案件以政治菁英為主，包括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都屬於部落領袖型，在1960年代隨著國語運動、山地平地化政策出現，國家則權教育體制下手，並以「救國團」拉攏優秀原住民青年──但不管哪個時期，國家都對原住民思想進行操控，以不平等的權力試圖控制人數本來就很少的原住民族，「這迫害不會只是單一案件當事人，是集體陰影與恐懼。」
「我只是信仰上帝，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來監控？」原住民族白色恐怖時期之痛：被禁說母語、監控宗教、羅織罪名
所謂「集體陰影與恐懼」，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林素珍在進行促轉會委託研究案、欲了解原住民對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記憶時，便深刻感受到了。研究最困難之處在受害人「不願談」，有些人覺得被逮捕很丟臉、有些人說「過去就過去了」，一開始受訪者對於開口這事非常抗拒，經過多次焦點座談後、後續聯繫，受害人才漸漸打開心房，說出他們的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