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原住民族經歷的威權政治記憶，林素珍歸類大概有以下狀況：受案件牽連、因在學校牆上寫敏感字眼塗鴉被逮捕、山林海岸被限制不能自由做採集授獵、禁說母語、課重稅、宗教活動集會被監控、因發表對山地看法被羅織罪名入獄。其中最深刻在原住民生活經歷的是「禁說母語」，訪談時林素珍看過很多明顯具體案例，他們的自信心都受到極大創傷。
二二八受難者部份，林素珍採訪到的是林明勇的孫子、牧師拿難‧達道。林明勇在日治時期頭目、戰後花蓮秀林鄉第一位官派鄉長、也加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但也跟許多受難處理委員的遭遇類似，林明勇被警察闖入家中帶走、再次出現時只剩一具白骨。
當時林明勇被以「自殺」結案，但拿難記得，母親說外公在那之前每天都過得非常緊張煎熬、時常大喊有人要監視他、外人都覺得他瘋了。後來說是上吊自殺，現場卻連棵大樹也沒有，家人無法相信卻也只能接受，直到國家檔案局「二二八台民台東區花蓮區叛逆名冊」檔案出來、發現林明勇的名字被劃了個「X」、2012年被頒發「二二八受難者回復名譽證書」，一切才真相大白，親友終能理解林明勇當時受監視、被折磨的心情。
林素珍指出，從1949後省政府頒佈平地人民進入山地管制辦法，也可見整個原住民社會在思想、教育、行為都受監控，並以山地警政系統為基礎，也因此造成許多人被羅織罪名受害。
經歷1960年布農族手榴彈事件的張國興受訪時雖已是92歲老人，卻也還清楚記得當年狀況──當時地方余姓警員對教會討論公共事務一事很感冒，便在手榴彈事件刻意栽贓給一個傳道人，也牽連到為傳道人辯護的會友，他們被帶去警局8天受盡各式各樣折磨、針刺手、虐待身體，這可見集會常受警察監控，但布農族人想到的只是：「我只是信仰上帝，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來監控？」
更深刻的政治迫害，對原住民來說是「禁說母語」，學校老師都是外省人、說族語要被懲罰，聖經版本符號使用、語言使用也有規定，生活上腳踏車、牛、稻穀都要課稅對原住民來說更是等於逼他們走上絕路，林素珍總結：「進行思想控制、監控、瓦解組織、削弱知識份子力量、以各種方法誣陷原民通匪意圖謀反私藏武器──這些手段，與對付漢人如出一轍。」
再談起對原住民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訪談，出身西拉雅族的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謝若蘭嘆，說要做口述，其實還真的晚了好大一部，現在連受難者林瑞昌最小的兒子都過世了。甚至，謝若蘭也曾碰過兩個研究生連林瑞昌是誰都不知道，這在原住民族歷史上其實很普遍，就算是學術圈裡很懂二二八歷史的人，對原住民族參與的認知也較少，研究花蓮的都知道受難者張七郎，卻未必知道林明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