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0年代的發展基礎上，當1930年代的全球經濟大蕭條來臨時，面對橡膠製造業的衰微、日本棉布對英國棉布的威脅、福建茶與台灣茶的競爭問題時，兩地華商、英商、日商有了新的合縱連橫關係，而中國國內歷次因中日衝突而引發的反日運動，也非純然的民族主義，與經濟變動關係更是密不可分。
作者在論述上述錯綜複雜關係後，指出：1930年代支持中國民族主義的新加坡華商可概分為2類，一是經營製造業以及與英國全球業務相關之進出口貿易商，二是經營之業務需與日商競爭的華商。
第一類商人以福建人為主，他們多經營膠鞋製造生意，第二類商人包括潮州商人與閩商，前者多半從事英國布匹進口貿易生意，後者多從中國進口茶葉。另外，在新加坡與神戶的貿易網絡中，諧街的粵籍商人是重要組成部分，自19世紀末起，此貿易網絡是日本商品出口至南洋的主要路徑。當日本布匹進占南洋市場時，意味著英國布匹在南洋失守。
英國蘭開夏棉布於新加坡銷量下降，歐洲商人與華商同為輸家。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內，閩南和潮州商人面對日本商業勢力之威脅，因而支持反日貨運動、助長中國民族主義之發展。亦因此，新加坡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明顯帶有反日色彩。
另一方面，香港企業也受經濟大恐慌打擊，不同的是日貨暢銷不能完全解釋香港華商的生意挫敗。早在1899年日英通商航海條約正式生效後，香港進口之日貨可得中國低稅優惠，香港成為華南日貨集散地，從事對日貿易的香港商人，需要同時掌握日本生產資訊與華南、南洋消費市場之品味，他們歡迎從橫濱與神戶進口的日本布。香港華商面對日貨之競爭，並無一致對策。
作者進一步梳理華商地位消長與全球貿易關係，指出：20世紀初，南北行和金山莊是香港和新加坡的遠程貿易與匯款生意重心。南北行專注的地域範圍較窄，主要從事東北亞、中國和東南亞貿易；金山莊業務則橫跨太平洋各埠。對南北行和金山莊商人而言，日貨供應對亞洲乃至太平洋貿易至為關鍵。因此，香港不如新加坡，有系統的反日貨運動不曾出現。當1929年國民政府關稅自主之後，高進口稅打擊到香港中國的貨物出口，於是港商改而投資於中國，包括上海與廣東。
在經濟大恐慌之前，香港香山幫百貨公司已在中國投資，單以愛國情懷來理解，並不足以了解海外華商試圖鞏固中港之間的供應鏈的企業經營策略。經濟大蕭條對洋行的華人買辦影響甚深，英資企業改革華人買辦制，也連帶改變香港華商勢力分布。經濟大恐慌之後，從事遠程越洋貿易生意的華商影響力下降，投資於粵、港當地工商業的企業家地位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