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淑敏專文：挑戰主權國家史觀—從海外華商經濟史解構近代中國政治

海外華人人數多達數千萬，人才輩出，長久以來吸引了許多研究者關注。

對於這個群體，戰前通常以「華僑」稱呼，透過教科書，「華僑是革命之母」成為人人可朗朗上口的標語。在研究成果上，不論是總體性的華僑論，或者以原鄉、僑居地、方言群等為對象的論述，對僑匯、僑批、僑資、僑教、僑鄉、華僑網絡等專題研究，都累積了不少成果。在眾多的成果中，本書具有何種特色與意義呢？

書名《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顧名思義，是以同為英國殖民地的2大港市香港與新加坡之華人為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的處身環境是帝國主義國家交互影響下的中國本土之外的地方，而分析比較的切入點則是經濟策略與民族想像。

以英國在亞洲殖民地的雙珠作為比較對象，是作者的巧思，而由分析跨界的商業網絡入手，更隱含作者「為挑戰威權，挑戰受領土疆域所限的主權國家史觀」的企圖。

挑戰主權國家史觀

要挑戰主權國家史觀，作者提出三重分析視角，第一重是「20世紀初期華南——南洋世界經濟區的霸權轉移」，用以論述第2章戒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思潮成形前的海外華人拐與第三章戒1920年代海外華人世界之中的「敵人」與「國家」拐，指出海外華人在民族主義的激發與現實的考量下，發展了獨特的愛國方式，即著重營商利潤，再以資本支援中國發展。第二重視角是「近代中國之國家建構」，以此視角論述第4章戒實業救國——1930年代新加坡與香港對中國民族主義精神之演繹拐與第5章戒全球經濟大蕭條下新加坡與香港華商之對應拐。

前者以籌賑會為例，以兩地華人領袖與中國政府關係的角度切入，解釋香港、新加坡兩地反日之表現何以有差異；後者則探討華商面對經濟大蕭條時，以「實業救國」之志從事跨界經濟活動的自救之道。第三重分析視角是「跨界網絡與地方認同」，藉以論述第6章的戒何為「中華民族利益」？國貨運動之下的中國大陸、新加坡與香港拐以及第7章戒分裂的「中華民族」意識——「新福建」、「新廣東」、中國與新港拐。

作者指出：反清、反英、反日到20世紀初期的統一國語運動，固然有凝聚海外華人作用，但是當1930年代廣州—香港—新加坡工商業走廊逐漸成形，而南京政府發動的國貨運動卻是以保護上海為主的國內資本時，中華民族之利益為何便不免有所爭議。並且，不僅經濟上有何者為重的爭議，在政治上也有「閩粵地方」與「中央」的對立，香港遂扮演著南方政治行動策劃地、事後避風港、輻射政治影響至海外之基地等3種角色。

透過上述的辨證討論，作者強調：在海外華人社會之中，各語言群（幫）的政治立場不一，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並未能自動削弱各語言群之間的鴻溝與差異，統合各僑鄉連帶的國家認同。在二戰之前，泛中國想像共同體仍未真正成形，廣東、福建、客家等以鄉音為基礎的社會網絡仍具有重要影響力，對中國民族主義精神各有不同詮釋。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中國版「特斯拉」量產，台灣汽車業如何競爭？ ｜ 更多文章 ）

這個「海外華人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並非鐵板一塊的愛國主義，當中不乏同床異夢的意識」的結論，是如何得到的？我們且先看作者的論證過程。

不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中國」想像

首先，作者定義主要華人的送出地華南是「中國內部政治邊陲和中國對外經濟核心」，這個地區在歐洲勢力擴展之前，貿易和移民網絡已經出現。本書討論的新加坡與香港兩地的重要性，則遲至19世紀末才浮現，華人社會的形成主要仰賴19世紀後半葉以來的移民。

在新加坡，開發需要的密集勞力來自華南，20世紀初期，華人社群的經濟脈絡以多重語言連繫，閩商多從事與英國資本有關的進出口貿易，潮汕商人多從事米業，客籍人士多為工匠。可以說，這個社群以「幫」為骨幹，具一定資產的早期來此的土生海峽華人，以及手無寸金的中國南來新移民，都被融入於這個社群。

至於香港，移民絕大多數是廣東人，領導香港華人社區的華商，並不像新馬華商那樣與南來勞動移民關係密切，社會菁英是東華三院的贊助者和會董。殖民政府也有意培植一批類似海峽華人般親殖民者的菁英，獲得提拔的太平紳士，多是受英國或美國教育，擔任買辦、法律、保險、醫學等範疇之專業人士。

當然，兩地的華人社會不是一成不變，反而更敏銳的反映時代脈動。從日本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日本占領英屬香港與新加坡之時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inter-war years），即使政權與關稅政策等有所變化，中國與海外華人間的社會、文化、經濟聯繫仍不間斷，方言群扮演著重要的聯繫角色。

為了論證這個複雜的關係，本書以1920年代的抵制日貨、反英的省港大罷工為例，指出由於新加坡華人社會以「幫｣（不同華南語言群）為骨幹，其經濟網絡以不同鄉音為紐帶，導致新加坡的反帝國主義階級鬥爭，實際上是各幫之間的對立；而各幫之間的對立，反而緩和了各幫之內的階級矛盾。

然而，在20世紀初經濟蕭條之時，各「幫」組織反而促成香港和新加坡雙城商人的合作。粵港商人需要面對中國政治變動以及英帝國外交政策之變化，雙方利益不一定一致，但香港和新加坡華商卻有共同利益，他們在大英帝國遠東地區的發展目標相當一致。

在1920年代的發展基礎上，當1930年代的全球經濟大蕭條來臨時，面對橡膠製造業的衰微、日本棉布對英國棉布的威脅、福建茶與台灣茶的競爭問題時，兩地華商、英商、日商有了新的合縱連橫關係，而中國國內歷次因中日衝突而引發的反日運動，也非純然的民族主義，與經濟變動關係更是密不可分。

作者在論述上述錯綜複雜關係後，指出：1930年代支持中國民族主義的新加坡華商可概分為2類，一是經營製造業以及與英國全球業務相關之進出口貿易商，二是經營之業務需與日商競爭的華商。

第一類商人以福建人為主，他們多經營膠鞋製造生意，第二類商人包括潮州商人與閩商，前者多半從事英國布匹進口貿易生意，後者多從中國進口茶葉。另外，在新加坡與神戶的貿易網絡中，諧街的粵籍商人是重要組成部分，自19世紀末起，此貿易網絡是日本商品出口至南洋的主要路徑。當日本布匹進占南洋市場時，意味著英國布匹在南洋失守。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中國版「特斯拉」量產，台灣汽車業如何競爭？ ｜ 更多文章 ）

英國蘭開夏棉布於新加坡銷量下降，歐洲商人與華商同為輸家。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內，閩南和潮州商人面對日本商業勢力之威脅，因而支持反日貨運動、助長中國民族主義之發展。亦因此，新加坡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明顯帶有反日色彩。

另一方面，香港企業也受經濟大恐慌打擊，不同的是日貨暢銷不能完全解釋香港華商的生意挫敗。早在1899年日英通商航海條約正式生效後，香港進口之日貨可得中國低稅優惠，香港成為華南日貨集散地，從事對日貿易的香港商人，需要同時掌握日本生產資訊與華南、南洋消費市場之品味，他們歡迎從橫濱與神戶進口的日本布。香港華商面對日貨之競爭，並無一致對策。

作者進一步梳理華商地位消長與全球貿易關係，指出：20世紀初，南北行和金山莊是香港和新加坡的遠程貿易與匯款生意重心。南北行專注的地域範圍較窄，主要從事東北亞、中國和東南亞貿易；金山莊業務則橫跨太平洋各埠。對南北行和金山莊商人而言，日貨供應對亞洲乃至太平洋貿易至為關鍵。因此，香港不如新加坡，有系統的反日貨運動不曾出現。當1929年國民政府關稅自主之後，高進口稅打擊到香港中國的貨物出口，於是港商改而投資於中國，包括上海與廣東。

在經濟大恐慌之前，香港香山幫百貨公司已在中國投資，單以愛國情懷來理解，並不足以了解海外華商試圖鞏固中港之間的供應鏈的企業經營策略。經濟大蕭條對洋行的華人買辦影響甚深，英資企業改革華人買辦制，也連帶改變香港華商勢力分布。經濟大恐慌之後，從事遠程越洋貿易生意的華商影響力下降，投資於粵、港當地工商業的企業家地位提高。

誰的「國貨」？

將方言群、貿易網絡扣緊全球經濟、中國國內及國際關係深入分析的手法，在中國的「國貨運動」相關論述中，也可看到作者展現的深厚功力。作者將焦點放在「國貨」的定義，是誰的國貨？究竟是誰在國貨的大義名分下受益，誰又被排除在外？國民政府著重保護中國大陸之內的企業，以上海為基地的華資企業特別受保護。南京政府以較狹隘的國家疆界方式定義「國貨」，海外華人企業的貨品一律被視為外國貨。

在1920年代末期，全球橡膠市場重挫時，南洋華人工商業者期望國貨泛指華人生產的貨品，不過南京政府拒絕此議，海外華商的貨品無法受惠於中國的關稅自主，成本反為此增加。從事中國與南洋進出口貿易的商人也意識到中國新關稅政策的負面影響，受中國國貨運動壓迫，香港華資資本，乃至新加坡與南洋華資資本，都需面向英帝國市場，以此為重心以便營商。

在1930年代經濟保護主義成為常態，自由貿易體系崩潰時，英國以英國特惠關稅制度應對全球經濟蕭條與各國關稅壁壘政策，帝國成員是互利的經濟共同體，英帝國得以維持其在製造業之中的影響力。由於新加坡連結馬來亞腹地、蘇門答臘、暹羅（泰國）、爪哇和婆羅洲市場，英國對日本紡織品的進口量加以限制，進而保護英國蘭開夏的利益。

至於香港，由於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使得日本原料進入香港，在抑制英國利益的同時，促成了華資工業在30年代的發展。香港華商在粵、港間，靈活使用各種便利，又透過新加坡華商在南洋的地位，進入英屬馬來亞市場，英國要限制日貨也是成效有限，反倒是中國實行關稅自主政策後，香港失去華南轉口港優勢。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中國版「特斯拉」量產，台灣汽車業如何競爭？ ｜ 更多文章 ）

但對中國而言，英國特惠關稅制度令很多粵港企業家採用廣東原料或半成品，於香港生產成品，以便出口貨品至其他英帝國屬地，得享英帝國特惠關稅優惠，為拓展中國商品的海外市場，中國政府希望利用海外華商的「國貨僑銷」平台。在1940年之前，中國政府不曾視香港製品為國貨。

然而，香港與新加坡之間的貿易走廊，日幣貶值後便宜的日本原料，乃至英帝國特惠關稅系統，都成為1930年代香港工業蓬勃發展的重要外部因素。

從大視野重構「中國」想像

整體而言，作者擅長細膩的史料分析，卻能以大視野駕馭零碎的史料，因而能對雙城的發展，提出具有洞見的結論，亦即：新加坡華商的利益繫於英帝國的南亞和歐陸地區貿易，香港則是跨太平洋貿易的樞紐與重心。換言之，海外華人商業網絡以新加坡和香港為據點，雙城甚至能左右英日帝國的政治進程，對英帝國在遠東的勢力、對日本帝國的後進發展，或成阻力，或成助力。

在此多重政治角力的背景下，海外華商不會單純憑著民族認同，支持中國民族主義、應和中國大陸的動員。他們也有誘因支持英國管治，或日本帝國在南洋的商業勢力擴張。事實上，在兩次大戰間，海外華商因應中國華南、南洋、泛太平洋的經濟形勢而調整政治立場。這個跨國界的社會史書寫，正可彌補民族主義史觀之不足。

本人與作者相識十餘年，記得最初是經由柯志明教授的引介，那時郭博士對於「台灣籍民」頗感興趣，特別是對將台灣包種茶銷售爪哇，被稱為南洋最代表性的台灣商人的郭春秧。每回見到郭博士時，總是能從她那裡獲得新知，聽到她深具啟發性的研究構想。

由於郭博士的論文基本上是以英文書寫，中文讀者可能較為陌生，現在她願意將英文專書改寫成中文，以饗讀者，我非常讚佩她的苦心，不揣淺陋的推介，希望沒有偏離本書之宏旨，是以為序。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中國版「特斯拉」量產，台灣汽車業如何競爭？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本文選自《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台灣出版社季風帶出版）推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