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案例是永達技術學院。從2014年8月永達技術學院申請停辦至今，由於長年積欠教職員薪水，且資遣費和公保年金也一直懸而未決，對於學校和政府的無作為，數十位永達教師組成「永達教職員生權益申討團」持續向行政院陳情抗議：質疑教育部失職，要求永達以校產補償積欠教職員的薪資、資遣費與公保年金。正如前永達技術學院車輛工程系主任江照勇教授所說：我們的退休金每個月才1萬出頭，連基本的退休樓地板都不到，向行政院陳情所要爭取的，也不過是最基本的公平正義而已。時至前年（2019）3月，教育部才向法院聲請解除永達全體董事的職務，屏東地方法院於8月裁定永達董事會違反私校法，准許解除永達全體董事職務改派公益董事。不過由於私校轉型退場條例仍延宕停滯於立法院，永達技術學院的未來仍遙遙無期。
第三是2016年南榮科大因前校長黃聰亮販售假學歷、假論文的學術弊案，註冊率慘降至18％，且因長期財務狀況和教育品質不佳，先是被教育部要求108學年度停招一年，後又因董事會的1億資金沒有到位，教育部依《私立學校法》直接下達自108學年度第2學期（109年2月1日）起停辦的命令。這對南榮科大的師生而言，實是不可承受之打擊，而且自2019年5月起，校方開始積欠教職員薪水，無疑已經步上永達技術學院的後塵。其中最令人不忍卒睹的一個場景，就是在南榮科大破落的教室裡一個老師對一個學生的「一對一教學」，以往代表著特別禮聘的家教方式，但現在卻是學校即將關閉前的最後堅持了。
最後一個案例是南華大學兩位老師對該校不合理的教師評鑑進行的「公民不服從」行動（參見拙文＜謝青龍的最後開學日：教師評鑑制度下的悲鳴＞及周平教授的＜我為何杯葛大學教師評鑑制度＞）。雖然教育部要求各大學實施教師評鑑是為了保障教育品質及學生權益，但是這套評鑑制度到現今這個高教崩壞的時代裡，恰恰成了各大學主政者用來「操控教師行為」及「預備資遣教師」的工具。為此，筆者與周平教授因不配合學校的教師評鑑而連續五年不及格後（依學校的教師評鑑辦法，連續六年不合格，即予不續聘的處分），決定在最後一年把我們近二十年教學生涯中最精華的課程內容，凝聚成一系列的講座課程，名曰「最後十堂星期四的課」，不意竟引起惠仁導演的關注，特地到南華大學拍攝這十堂課的片斷，也算是作為台灣高等教育衰敗過程中的一個見證吧。
四所大學的四個案例，李惠仁導演在這部《上學去》的紀錄片中，到底想告訴我們什麼？恐怕只有兩句話可以表達，那就是：「台灣的高等教育到底怎麼了？」和「它還會繼續惡化到什麼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