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魏源與龔自珍共享了一個信念，認為宇宙的力量指引了歷史進程，西方分析家通常將他們視為十九世紀社會理論典型的單一線性發展的歷史分析的先聲。但他們兩人並不是從西方的案例推衍出這種進步主義觀點，而是從他們所知道的清代擴張。
十八世紀的擴張，似乎決定性證明了中國已經完成了其支配中央歐亞的歷史使命。正如同在新世界與其他地方的帝國主義者，他們提倡以核心地區的移民來填滿這些「處女地」，並更強化邊疆與內地的連結，將其視為這個大型陸地國家的「昭昭天命」。物質利益只是強化對歷史變遷的既有觀點，取決於清代盛世衍生的國家自然邊界的預設。
魏源的《聖武記》以簡明易懂的方式綜合這些征服過程，完成了清代邊疆征服的正當化論述。1794年出生的他，成長於一個戰亂不停的年代，當時帝國正絕望地想要壓制內亂與外國的侵略。如同他在前言所述，他是出生在1795年苗亂的前一年，在白蓮教亂平定後獲得他的生員頭銜，在1814年林清在京城起事那年癸酉科選拔貢，而後在1822至1828年張格爾之亂期間考上舉人。
在鴉片戰爭年間，他在兩江總督府內擔任幕友，目睹中國慘敗於「海夷」的經過。在1842年他運用手邊所及的「海量文獻」，包括大量帝國征服史收集的材料、官方祕檔、私人著作、口頭資訊，開創了清朝軍事成就的全面性論述，足以垂範後世。此即是《聖武記》。1844年，他也完成另一部有關外國地理學的著作《海國圖志》。這兩部著作在1850年代的日本非常有影響力，當時日本正面臨著外國武力開港通商的威脅。
而在魏源之前，另有一位擔任軍機章京的漢人官員趙翼。他大半生在西南邊疆任官，在突厥斯坦征伐期間與西北有很多書信往返，後並協助編纂《平定準噶爾方略》。他的《皇朝武功紀盛》一書在1792年出版，是乾隆時代帝國歷史書寫計畫與魏源和其承繼者們的私人論述著作之間的橋樑。
他討論了七次的帝國戰事，包括在緬甸與臺灣，那兩次他親身參與。趙翼跟魏源同樣對軍事史與帝國制度演變史感興趣，他也寫了重要文章分析軍機處與翰林院的興起。相對於稱讚古代封建時期的地方主義的顧炎武，趙翼則把清代的經世之學與宋代「歷史類比」的傳統連結起來，肯定軍事擴張與中央集權的必要性。
趙翼並非出於對國內動亂與外國侵略的憂慮而書寫歷史，但他的著作「強調環境與連續累加的制度變遷的重要性，而非往前追溯一個靜態絕對的古代烏托邦」，可說為魏源的歷史書寫舖平了道路。
魏源在《聖武記》的序言中引經據典，為他「戰勝於廟堂」的激進提案提出長篇辯護，換句話說，邊疆的安全防衛應該優先於在全世界傳播文明文化，倫理普遍主義應該讓位於國家民族的安全。然而魏源也強調「人才」優先於「財用」的重要。要保護安全，物質因素不能代替心理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