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說一定要比照美國狀況，他們疫情那樣、不可能計較到像台灣這麼精細的程度，而我們現在是處境比較好、要求精細──從某個角度看，我們這樣好像讓大家比較安全，但這樣非常精細、非常在意有沒有個案破口的一個疫病治理方式，他到底合不合適？他到底用這樣的方式能撐多久、社會要為這樣的模式付出怎樣的代價？這些其實是應該要公開拿出來討論的。」劉紹華說。
又問起劉紹華如何看待英國3月份不檢測、輕症不治療、不停課的「佛系防疫」，劉紹華說，或許這一開始會被視為「不顧人命」，但事實是防疫政策會隨疫情狀況調整，對於醫療衛生人員來說理論與實務都必須不斷實作、隨不同情境調整，若是一開始設定只能有一種答案，那正如前述，「可惜了。」
「一個社會之所以會進步，有很多人權考量、對社會與法律的檢討…」對民主國家盼望 找出被遺忘的聲音
疫情期間的「標準答案」之一是邊境封鎖，劉紹華對此也提出隱憂：「我們把國界關起來、好像我們就平安了，但我們真的把國界關起來，經濟也死掉了、物資也不用進來了，其實，我們哪能真關國界啊？」疫情期間台灣依然會需要外籍技術人員、移工人力，8月份美國衛生部長艾薩（Alex Azar）也曾造訪台灣、甚至創下「免隔離」首例，文化部則於10月份與指揮中心合作「國際藝文人士來台演出縮短居家檢疫天數」，這些狀況皆顯示：「我們不可能完全鎖國，但我們常鎖國的對象會挑，然而很多事情都無法在預料之中……」
縮短隔離、甚至免隔離，這些是可以討論的方向，但在劉紹華看來可惜的就是：「這可行方向根本還沒拿出來討論、變成只有這些案例才這樣使用，沒有普遍拿出來、做台灣邊境防疫上一致性的討論。」
劉紹華認為，各種政策或許該讓真正第一線防疫、有研究所成的專家一起討論，不管是辦線上公聽會、正式討論會，都好，「可是沒有啊！指揮中心每次都說我們送『專家委員會』討論，但專家是誰？不知道！他們只說所有專家都在那，這很稀奇啊，美國抗疫小組名單公佈在網路上，我們台灣沒有！」當防疫變成「不能討論」，劉紹華說，那會變成一種意識形態、像信仰，然而科學臨床理解本來就會不斷變化，怎麼會跟宗教信仰一樣不能挑戰、不能調整呢？
台灣疫情指揮中心缺乏討論這狀況，劉紹華其實能理解，這是基於政府角色會產生的狀況，直式政府推動政策必定希望眾人跟隨，因此淡化負面代價、強化政策好處，然而：「一個民主社會不是只由政府部門組成的，他有很多相對於執政的政府團隊，各種團體機關、各種不同角色的人，他們也應該調查出對代價的反省、對制度的挑戰、制度選擇上的優劣利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