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我們社會付出什麼代價，不等於去批評防疫的成果──世界上沒有一個『完美』的防疫、任何政治都會付出代價，只是那代價是大是小、誰來處理我們公平正義的問題……我們要找出來是哪些人替社會付出代價，而主流社會沒看見……」
2020年全球陷入新冠肺炎（俗稱武漢肺炎）疫情，長期推展醫療人類學的學者劉紹華，也同時看見在全球產生的污名、人權侵害、「抗疫英雄」迷思等問題，著成《疾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一書──過去劉紹華曾花費近20年深入中國研究愛滋與麻風、看見各種以「抗疫」之名的犧牲，而當新興疾病再次來襲，她也驚見，昔日研究與今日所見所聞，竟都碰撞在一起了。
當「抗疫」成為社會目標，各種代價必然隨之而來，人們習以為常的「隔離」亦是。劉紹華在郭晶《武漢封城日記》看見，在中國有男童與爺爺配合隔離、即便爺爺在浴室暈倒也乖乖待在家不求救、直到社工上門才發現悲劇，台灣雖然看似平安，卻也因「隔離」大方向帶來部份社區活動一度停擺、老人與身心障礙者只能待家中、致使照顧者身心壓力加劇的狀況。
一切政策必定有利有弊，防疫政策亦然，而劉紹華盼望提醒台灣人的事情之一，正是持續關注為社會付出代價的、那些主流看不見的人們。
「當我們政策一刀切、沒考慮到代價…」看見疫情下的弱勢 資深里長自掏腰包打造防疫戰線、「但政府不會表彰」
2020年2–3月間，台北市社會局下令暫停老人共餐補助，副市長蔡炳坤受訪時回應，主要考量到疫情對高齡者風險極高，為避免老人群聚、社區感染而不得不停止補助，不鼓勵「群聚」。然而，在堪稱「台北最窮社區」忠勤里的里長方荷生，卻堅持在沒有補助的情況下自籌款項，在做好防疫、早早建檔居民接觸史的情況下持續營運共餐廚房，讓獨居老人得以持續互相關照、活動不間斷，不僅沒有成為所謂「防疫破口」，甚至成為另一種防疫安全網。
劉紹華於《疾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書中「人權」一章寫到，防疫之下難免出現因應「社交距離」而來的各種人際隔離要求，然而另一方面，造成社會隱藏問題也不少──當社區活動停擺、甚至下令有隔離檢疫者的家庭必須暫停日間照顧服務，照顧者的喘息空間也往往就此被喊卡，劉紹華就聽聞有些失智者、憂鬱症患者、需要復建的病人與照顧者只能長待家中、外界協助機會銳減，不僅常聽到有照顧者因為身心壓力加劇導致憂鬱症，防疫期間也聽聞急性精神病患者增加不少。
談起社會局曾停止共餐補助一事，劉紹華，說多數里長的心態大概是「要停經費就不辦」，但不辦，倒楣的就是必須仰賴這些服務才能尋常生活下去的人，「當我們政策一刀切、沒考慮到代價，就沒考慮到這些人。」然而劉紹華也看見，方荷生很清楚哪些人會因為防疫政策付出代價，為了不讓這些事情發生，方荷生不拿政府的錢、募款繼續維持辦理，防疫沒有破口、弱勢也能維持跟過去一樣有被照顧到的生活。
「這說明這事不是不能做，是要拿出來討論。」劉紹華如此點評方荷生看似違逆防疫政策的作法。或許方荷生的志工團也會有人因為害怕疫情而退出，但事實證明，如果能秉持防疫重點就不一定要恐慌。
例如消毒嗎？「對啊，否則你看那些照顧病人的醫療人員，大家都不要回家嗎？他們一定有他的防疫機制。」醫院有其防疫機制，方荷生也有，進出共餐園地必洗手量體溫、場地必消毒、追蹤居民接觸史，在落實防疫的機制下讓社會角落的弱勢者不致被遺漏，只是劉紹華也說：「但政府不會表彰，他明明很重要，他救了多少人在防疫期間的生活……」
「我們政府沒有表現出開放的心態，還是『一統』心態、沒開放多元討論，方里長這種特殊不同的模式與作法會變得是小眾，在媒體輿論沒有太多機會被討論……」這正是劉紹華在疫情期間看到的問題之一，台灣防疫模式的一個遺憾。
「防疫視同作戰」隱憂：非常精細、非常在意有沒有個案破口的疫病治理方式，能撐多久？
問起劉紹華如何看待「防疫視同作戰」這句口號，劉紹華說，其實疫情以來不只台灣喊過，這種思維的問題在於可能引導出一種「緊急狀態下的例外狀態」，她笑：「戰爭之下，還會分民主國家、非民主國家了嗎？不會分了吧？戰爭狀態下一定是中央集權、統一指揮。」
當中央集權、統一指揮、視同作戰，防疫勢必帶來犧牲，例如4月份酒店公關確診案例出現，指揮中心一聲令下、全面停業，又例如「小明」爭議、滯武漢台灣人不得自行返台、甚至12月1日起「秋冬防疫專案」規定台灣人回台灣必須附上核酸檢驗陰性報告等。
在劉紹華看來，每一種防疫方式都可能有其優點、缺點，但在「防疫視同作戰」的思維下，有可能討論缺點嗎？就算政府有內部討論，有可能跟民眾公告嗎？放眼世界，劉紹華看見美國、德國、英國等大國碰上新興疾病其實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但總會有不同政策、討論與辯論，反觀台灣，社會心態沒有在作戰，行政狀態卻是「防疫一統」、不能有其他作法。
「那是可惜了……台灣相對安全的時候，可以試著讓不同的醫療衛生理論、模型實驗進來，在合理情況下進來嘗試不同理論，我們可惜了。」劉紹華說。
劉紹華看到的台灣防疫，是政府作法與輿論高度一致、似乎完全不能接受台灣本土有病例，但後期事實證明新型冠狀病毒會變異、殺傷力會遞減，「無症狀感染者」案例天天增加，歐美國家雖然沒有跟台灣一樣採取強力圍堵政策、疫情大爆發，卻也發展出一套衡酌現實的防疫模式，而非時刻緊繃。
劉紹華曾聽聞一位美國護理師正好跟被檢測出陽性的患者待在同個空間，依台灣作法，護理師勢必要居家隔離14天不得外出，然而在美國，不只沒替護理師檢測，醫院甚至說「沒症狀就回來上班」──這在台灣恐怕會引起「防疫破口」恐慌，然而劉紹華看見的事實始，美國很多人都生過病、進出過醫院、在醫院工作就有機會接觸到確診者，若是依台灣模式，整個國家都會淨空的。
「我不是說一定要比照美國狀況，他們疫情那樣、不可能計較到像台灣這麼精細的程度，而我們現在是處境比較好、要求精細──從某個角度看，我們這樣好像讓大家比較安全，但這樣非常精細、非常在意有沒有個案破口的一個疫病治理方式，他到底合不合適？他到底用這樣的方式能撐多久、社會要為這樣的模式付出怎樣的代價？這些其實是應該要公開拿出來討論的。」劉紹華說。
又問起劉紹華如何看待英國3月份不檢測、輕症不治療、不停課的「佛系防疫」，劉紹華說，或許這一開始會被視為「不顧人命」，但事實是防疫政策會隨疫情狀況調整，對於醫療衛生人員來說理論與實務都必須不斷實作、隨不同情境調整，若是一開始設定只能有一種答案，那正如前述，「可惜了。」
「一個社會之所以會進步，有很多人權考量、對社會與法律的檢討…」對民主國家盼望 找出被遺忘的聲音
疫情期間的「標準答案」之一是邊境封鎖，劉紹華對此也提出隱憂：「我們把國界關起來、好像我們就平安了，但我們真的把國界關起來，經濟也死掉了、物資也不用進來了，其實，我們哪能真關國界啊？」疫情期間台灣依然會需要外籍技術人員、移工人力，8月份美國衛生部長艾薩（Alex Azar）也曾造訪台灣、甚至創下「免隔離」首例，文化部則於10月份與指揮中心合作「國際藝文人士來台演出縮短居家檢疫天數」，這些狀況皆顯示：「我們不可能完全鎖國，但我們常鎖國的對象會挑，然而很多事情都無法在預料之中……」
縮短隔離、甚至免隔離，這些是可以討論的方向，但在劉紹華看來可惜的就是：「這可行方向根本還沒拿出來討論、變成只有這些案例才這樣使用，沒有普遍拿出來、做台灣邊境防疫上一致性的討論。」
劉紹華認為，各種政策或許該讓真正第一線防疫、有研究所成的專家一起討論，不管是辦線上公聽會、正式討論會，都好，「可是沒有啊！指揮中心每次都說我們送『專家委員會』討論，但專家是誰？不知道！他們只說所有專家都在那，這很稀奇啊，美國抗疫小組名單公佈在網路上，我們台灣沒有！」當防疫變成「不能討論」，劉紹華說，那會變成一種意識形態、像信仰，然而科學臨床理解本來就會不斷變化，怎麼會跟宗教信仰一樣不能挑戰、不能調整呢？
台灣疫情指揮中心缺乏討論這狀況，劉紹華其實能理解，這是基於政府角色會產生的狀況，直式政府推動政策必定希望眾人跟隨，因此淡化負面代價、強化政策好處，然而：「一個民主社會不是只由政府部門組成的，他有很多相對於執政的政府團隊，各種團體機關、各種不同角色的人，他們也應該調查出對代價的反省、對制度的挑戰、制度選擇上的優劣利弊。」
這些反省的聲音，民意代表、在野黨、媒體、學者、民間團體都有一份責任，只是劉紹華也看到，反省的聲音非常微弱小眾、很快就被壓下去，甚至有記者曾對「白牌司機案」提出調查報導與質疑，下場卻是被挺政府的民眾「出征」。
產生這般風氣的原因，或許就是來自台灣抗疫「成功」，劉紹華說：「一旦志得意滿，就不會覺得有什麼好檢討的，但有很多看不見的角落都沒有被報出來──一般人可能覺得防疫很成功、志得意滿，但其實不是，社會可能付出代價、國家也付出代價。」
在台灣，或許絕大多數人沒有受到太多疫情政策衝擊、於是大眾不在乎被衝擊的人，但劉紹華也提醒：「一個社會之所以會進步，有很多人權考量、對社會與法律的檢討，我們自身不見得有發生問題，但會決定要不要關注，一個尋常的民主社會應該要這樣：不一定是跟我有關我才要關注。」
「談我們社會付出什麼代價，不等於去批評防疫的成果──世界上沒有一個『完美』的防疫、任何政治都會付出代價，只是那代價是大是小、誰來處理我們公平正義的問題……我們要找出來是哪些人替社會付出代價，而主流社會沒看見。」這是劉紹華對大眾與政府監督者的提醒、對民主國家的期待。
或許在疫情甫爆發的2月、3月眾人當然會以「維護多數人的安全」來思考，但若是到疫情穩定還這樣思考，劉紹華直言：「我覺得社會沒有進行更多必要的反省……我們相對安全的時候才能有餘裕去檢討跟反省，之前在慌亂中不得不出現的、可能對某些人造成傷害的作為。」抗疫之下必有人為此犧牲，這點曾深入中國研究愛滋、麻風近20年劉紹華自是再清楚不過，只是劉紹華對民主國家如台灣的盼望，還是要看見被犧牲的一切。
更多對疫情反思與觀點，請參考劉紹華著作《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