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安的故事，是典型的惡人有惡報，可從他被派往朝鮮半島參戰前的經歷來看，他其也不失為這場人間悲劇的受害者。如果沒有日本侵略，沒有國共的爭權奪利，乃至於中共建政後願意對李大安這樣的人實施寬大政策，或許都不會有這些莫名其妙的悲劇上演。就跟前面提到的尹應烈，原本效忠北韓，卻只因為家境富裕而遭到迫害，多少反共份子是由共產黨自己親手製造？
最終李大安沒有來到他朝思暮想的台灣，楊樹芝和高文俊等中央軍官兵因為協助美軍從事情報工作，來台灣的時間也比較晚，可14,704名反共義士當中的絕大多數還是在1954年1月23日抵達基隆港，成為聯合國軍宣揚自由民主戰勝共產主義的政治樣板。毫無疑問，他們當中絕大多數的人都是被強迫而來，可是強迫而來的結果，真的就比較不好嗎？
過半數北韓戰俘回歸北韓
21,300中共戰俘中，有多達近三分之二的戰俘，即14,704人來台灣成為反共義士，對當時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當然是一大打擊。可是北韓戰俘卻還是有過半數人，即70,183人決定回歸北韓。然而對於這樣的數字，北韓方面顯然是難以接受的，並主張應該所有15萬2,400名戰俘都想回歸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懷抱。
事實上北韓的反共和親共戰俘，在戰俘營內的鬥爭與中國的反共和親共戰俘之間的鬥爭一樣慘烈，比如1952年3月13日，就發生親共的92戰俘營和反共的93戰俘營械鬥，導致20餘人受傷的衝突。若非美軍出動大軍鎮壓，恐怕衝突非要死人了才會善罷甘休。對於由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瑞典和瑞士等中立國組織的甄別建議，反共的北韓與中共戰俘都堅決抵制。
由於負責戰俘管理工作的印度，在1950年已經與中共建交，反共戰俘理所當然對這個國家百般抗拒。而在中立國的建議下，北韓與中共都有權派代表對聯合國軍控制下的共軍戰俘進行解釋，讓他們做出回國的決定。只是在韓中兩國反共戰俘的強力抵制下，相關的解釋工作多次遭到中斷，根本沒有辦法如中立國的期待完成。
好不容易在中共幫助下，保住半壁江山的金日成一度想要與聯軍妥協，接受志願遣返的建議以盡速結束戰爭。不過在史達林老大哥的堅持下，無論是中共還是北韓都不敢在戰俘議題上輕易鬆口。而相較於中共，與南韓人同文同種的北韓人要對釜山、巨濟島或者濟州島等戰俘營實施滲透顯然更為容易，這是為什麼親共戰俘在北韓戰俘中影響力如此之大的原因。
不想結束戰爭的，還不是只有史達林，大韓民國總統李承晚一如不放棄反攻大陸的蔣中正，一心想要實現他的北進統一政策。他迫切希望釋放反共戰俘，讓他們成為重建大韓民國國軍的主力。為此李承晚與渴望停戰的李奇威與克拉克（Mark W. Clark）兩屆聯合國軍司令都發生衝突，而且他為了彰顯大韓民國的主權，居然在1953年6月18日釋放了26,424名戰俘，韓國人與中國人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