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家長要把孩子帶去工地？好像很危險，但單獨放在家裡更危險，這是個兩難──但當他回到教育現場，老師們就會頭痛：小孩為什麼沒上課，怎麼了？為什麼肚子餓沒吃飯？為什麼每天8點都沒到校、中午才到、到校一下就走掉？這些是我們現場常發生的……」
做工家庭擔心孩子無人照顧就帶去一起睡工地、低收入戶的媽媽被其他家長質疑「看起來很好」而自卑、兼3份工作餬口的家長無力關心孩子課業──當這樣的孩子出狀況，人們往往只看見成績差、蹺課、中輟、怪罪家長沒把孩子教好，卻未必能知道背後各種無能為力，而10月底「貧窮人的台北」特展講座教育場次，社區社工馬明毅、楊佳賢、學校專任輔導老師蔡詠琳，便同台道出在充滿各種難處的教育現場，能如何接住各個貧困家庭。
疲憊不已的家長、不被理解的孩子、被巨量工作壓垮的老師，三方有各自的難處、三方交集時也很難避免各種誤解與衝突，而社工馬明毅作為「橋樑」溝通的盼望之一便是：「我們可以停下來聽一點點，有時候多10分鐘，事情就會不太一樣。」
「有了工作就沒生活，無法照顧孩子」 一整天下班回家超過晚上10點、隔天清早又要出門 當疲憊不已的家長來到校園
關於「貧窮」是怎麼一回事，常人想像或許是衣衫破舊、潦倒路旁、三餐不繼，然而在號稱「台北最窮」地區之一的台灣社區實踐協會社工馬明毅，看見的是貧窮如何一步步影響人的生活，風險隨時能侵蝕掉一個家庭。
馬明毅介紹，協會位於台北市萬華區新安里，此地充滿屋齡50年以上、坪數僅8–10坪、房價低廉的「整建住宅」，吸引許多經濟狀況不是很好的家庭入住，有些是中低收入戶、據2019年統計南萬華幾個里的中低收入戶人口是台北市5倍以上，有些是家境貧困、但因為先祖在此地置產而不被列入中低收的家庭。協會一開始的工作是陪伴孩子，但陪著陪著也發現孩子許多狀況都與家裡有關，因此步步走入家庭、一起陪伴家長。
這些家長通常從事勞力密集產業與服務業，雖然有工作，但可能工作不穩、今天有工程才有收入，可能長期吸入有毒物質職業傷害、身體不好還要養家，也可能一天必須兼許多份工才能維持家計；馬明毅碰過一個媽媽上午在菜市場幫工、下午在安親班洗便當盒煮菜、晚上擺夜市，一整天工作下來回到家已經超過10點、隔天清早就要出門，「他們工作時間要很長，才能撐起一個月3萬多薪水，很多家長有了工作就沒生活，無法照顧孩子、跟周邊人際是斷掉的。」
因此，台灣社區實踐協會成立據點歡迎孩子下課來待、減輕家長照顧壓力，同時也牽線提供經濟弱勢家長就業、找到一些可以兼顧照顧孩子與收入的彈性工作機會，例如數個在地團體成立的「大水溝二手屋」就轉介不少單親媽媽就業、讓孩子下課可以過來找媽媽──此外，協會重要的工作之一，也包括成為老師、輔導室、家長、孩子之間的「橋樑」。
一旦進到校園，孩子難免被期盼照著學校規矩走，準時上課、跟上全班成績，但這些目標不是每個為生計焦頭爛額的家長都有辦法完全顧好，有些工作太忙的家長可能「學測」、「指考」是什麼都分不清楚，因此馬明毅看到的狀況是：「家長有很多生活樣貌，但進到學校好像就只剩『媽媽』的角色、學校只會指責你『為什麼早上不叫孩子起來』，孩子也無法講自己的事情、在學校沒機會好好講話……」
當孩子的差異一再被老師提醒，有些家長會變成在老師眼中帶了很多「刺」，往往在接到老師電話時就很擔心「老師打這通電話是不是來指責我」，長期下來容易衝突、老師無法跟家長溝通，狀況就越來越差。
馬明毅舉例，曾有個孩子說，老師問他：「你怎麼沒洗澡？怎麼這麼臭？」就把他帶去清洗──這樣孩子受傷、家長更受傷，老師立場是為了避免影響同學上課、有沒有那樣說則難以查證，家長想法是「為什麼這樣講我孩子」，雙方講完電話可能就接著在line互嗆：「你把我小孩東西沒收幹嘛不還？」「你都不跟他在家談功課！」再來就互相封鎖，接著家長可能就不敢再跟老師聯絡了，連輔導老師都不敢。
也有些領低收的家長因為害怕孩子在班上被閒言閒語，選擇在沒有工作的時間拚命當志工、讓孩子在班上有信心，沒想到在班上聽到別的家長說：「她領低收耶，看起來很好啊，怎麼可以這樣？」那家長怕孩子也被說話，瞬間縮了起來、更不敢讓其他家長知道低收入戶身份，卻又在某天孩子出狀況時被老師說：「媽媽不努力做些事的話，孩子未來怎麼辦？」那媽媽瞬間不講話了，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做錯了。
「工地好像很危險，但把孩子單獨放在家裡更危險」11個學生有9個中輟 不被學校理解的原住民勞動家庭
不被理解的孩子與家長，位於三峽地區的樂窩社區服務協會執行長楊佳賢也看過很多。楊佳賢一開始是替都市原住民學生開課輔班的，學生幼年時期多半經歷過2008年三鶯部落拆遷，在那之後失去原本的生活圈、家庭經濟被改變，進到國中後曾出現11個學生有9個拿到「肄業證書」的狀況，「肄業證書是沒什麼去上課、學習表現極度低落，要拿到其實沒那麼容易，但我們有9個，幾乎都拿了……」
那段期間楊佳賢與夥伴一直思考，這些孩子為什麼會碰到問題？是貧窮還是挫折？直到孩子更大一點、17歲左右，眾人發現孩子在學校會碰到很多歧視問題。有些班上同學得知原住民身份以後會問：「你們是不是都騎山豬上學啊？」有孩子曾被同學比狩獵姿勢「嘿、嘿、嘿」之後對同學抓狂、隔天自己媽媽被叫去輔導室算帳──
「我們都很難說清楚那是什麼事情，這是小小的歧視行為，像今年金鐘獎那個『吼吼吼』、或是我們曾有個總統說『把你們當人看』，那些話本身可能沒有太大的想要傷害對方的意思，但聽在耳朵裡，超級不舒服……這對學生、家長來說是很痛、被歧視的過程，很多孩子如果能不要被發現是原住民就不要被發現，我們很多大專生到現在都不會講自己是原住民。」楊佳賢說。
被歧視，這是學生們不太願意去學校、就算去了也可能跟同學起衝突的原因之一，家庭部份也有些難解的問題。楊佳賢說，樂窩服務的家庭多在勞力密集產業，近8成是做板模、工地，必須跟著工程全台跑，有時工程趕不完可能還需要住在工地幾天，有些學生從小跟著爸媽睡工地、那段時間就沒去上課，這時老師看到的就是孩子不上課、中午才到學校、一下就走掉，很難再理解：工地好像很危險，但把孩子單獨放在家裡更危險。
勞力工作的家長未必能在周六、周日休假，但仍想陪伴孩子，於是楊佳賢也會看到一些家長特別幫孩子請假，帶孩子去釣魚、參加祭典、基隆全家老小玩水打卡──這些楊佳賢看來是父子關係很好、快樂的童年，但在老師角度就會很擔憂：成績已經很差了，怎麼辦？學校看到的是孩子課業表現差、出席情況差、求學動機薄弱，雙方之間有這樣巨大的落差。
這些孩子在小學就時常有缺席狀況，上國中變成「基本上不去學校」，於是樂窩的嘗試之一，是在學校開「第二條路」，學校找社工開高關懷班，社工就在社區成立很吸引年輕人們的拳擊教室，各種不愛上課、常打架的孩子都被一一吸納進來。或許這些孩子在他人眼中就是「愛打架」，但當他們進到正規拳擊訓練，一個個都是爆發力強、願意學，開始有動機去學校。
樂窩也一樣處理家長的困難，一方面開課輔班替那些晚上9點、10點才能回家的家長照顧孩子，煮飯給孩子吃、幫忙簽聯絡簿再跟家長報備孩子狀況，家長吵架也會去「圍事」幫忙溝通、親子問題也處理，也做學校老師跟家長之間溝通的橋樑，許多狀況都可以即時說明。
楊佳賢記得曾有個出身阿美族的主任入住社區的原民國宅，孩子一開始是有點害怕的，「主任居然住我家樓上還天天巡」，但楊佳賢也記得那是校內原住民學生被照顧得最好的時候──家長知道主任就住隔壁，可以溝通、可以聊天，主任也可以深入了解原住民家庭的狀況與需求，可惜後來主任回花東工作，一切又漸漸回復到學校不太能理解原住民學生、跟家長溝通有困難的狀態。
「現在多數老師也不太有辦法走進家庭裡，能留line、打電話就很辛苦了，做家訪是真的滿累……但對我們來說，如果做好這事，你會看到那些家庭的家長跟學生會較往學校靠近一點。」楊佳賢說。
「停下來、聽一點點，有時候多10分鐘，就會不太一樣…」
試著讓家長、學生往學校靠近一點的，還有輔導老師。新北市文化國小專任輔導老師（專輔）蔡詠琳說，專輔工作首先是對各種生命教育、性別議題等入班宣講的「發展性輔導」，再來就是對特定個案處理的「介入性輔導」，每當學生有狀況需要處理，導師、行政、學校心理師、社工師、特教老師、專輔就會為個案開會來決定由誰分擔，無論主責是誰，專輔都必須參與每次討論。
表定工作在蔡詠琳看來都還好，但最花心力的是臨時狀況，例如中輟。蔡詠琳記得自己剛入行時其實很有夢想、憧憬，當時剛好碰到一個中輟的孩子，家長白天忙著出門工作、孩子在家睡覺，當校方找上家長，對方一口答應：「我都不鎖門，你們進去帶小孩就好！」
事情看來很好解決、進去帶小孩就好，但當蔡詠琳在會議提案「要不要我們輪流帶小孩」，全場頓時尷尬起來──後來蔡詠琳才知道，過去學校就有個老師這樣帶孩子、最後家長卻跟學校發生衝突，去家裡帶小孩這事本來就有風險，就算老師願意照顧一個孩子到這種程度，也要擔心被告。
當家長與老師有各自的難處，衝突難免發生。蔡詠琳看見的問題其一，是老師對孩子的學習有期許，可能執著追功課、逼著孩子不斷訂正，於是孩子下課都在忙補功課、難以跟其他孩子互動，老師卻也心急擔憂著：「這孩子家庭已經夠弱勢，要翻轉要靠學習，如果他學習力提升，是不是未來就有可能改變這個家庭呢？」
有些老師的焦慮也會反映在聯絡簿上，滿滿紅字告訴家長說今天沒寫功課、沒簽聯絡簿，但當老師遇到生活繁忙、每天忙著打零工跑工地的家長，又可能碰到衝突，家長在高壓狀態接到訊息會不滿：生活都不夠了，還要我顧這些？
「當老師非常用力，好像會有一些反彈的效果，也因此，有些老師好像不太會跟家長起衝突，他們做得剛剛好、60分就好，他們會覺得教育現場業務量大，現在又不能體罰、不知道怎麼處理，60分就好，多做很怕受傷。」這是蔡詠琳看到的導師困境：「他們也想很快處理問題，但現場太多事務、未解的事情不斷壓過來，這狀態他們很難去『接住』一個小孩……處理事情要快狠準、效率，但接住小孩要比較長的時間，在急速的環境下，老師很難完全做到這事。」
在導師、家長雙方都心力交瘁的情況下，專輔的功能之一就是「橋樑」。蔡詠琳記得她曾碰過一個導師都用ㄅㄆㄇ簽聯絡簿，本來是立意良好、希望孩子也看得懂老師跟家長說的話，沒想到那家長對聯絡簿總是「已讀不回」，導師很焦急也不懂為什麼家長會這樣，經專輔了解得知，原來那家庭的爸爸每天忙工作無法顧孩子、主責照顧的媽媽是新住民看不懂ㄅㄆㄇ，一場誤會才就此化解。
蔡詠琳也碰過認真的導師，她曾在入班課程看到一個孩子畫「生命樹」滿是漆黑枯枝、導師馬上察覺到異常並處理，也曾有導師天天堅持陪孩子到7點媽媽來接、因為導師知道那媽媽還有個更年幼的孩子要照顧，通常導師們知道狀況後都很願意善待一個有困難的孩子與家庭，而專輔的任務，就是身為後援。
「被善待的孩子，能有更多空間去善待人。」與會聽眾之一、蘆洲少年中心社工發言，讓3名講者都心有戚戚焉。當一個孩子被善待，台灣社區實踐協會社工馬明毅看見的是一個在學校看似「凶神惡煞」的孩子在據點會照顧更年幼的孩子、幫忙切菜，樂窩社區協會執行長楊佳賢看見孩子因為拳擊教室而有成就感、有繼續上學的動力，蔡詠琳則看見導師們各退一步、給孩子安心的空間。
「如果老師、社工可以撐出一個空間，孩子可以安心往上長，走『好』的路──什麼是『好』的路，這有很多討論空間，但至少要讓他是安心的，我們可以停下來、聽一點點，有時候多10分鐘就會不太一樣。」這是社工馬明毅的總結，也是疲於奔命的貧困家庭盼望的，被傾聽一點、多被理解一些，或許，一切就會不一樣。
活動資訊│2020貧窮人的台北：缺席者的發聲練習
展覽期間：10月23日（周五）至11月5日（周四），平日1300-2000，周一休館
展覽地點：剝皮寮歷史街區（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173巷）了解更多貧窮者故事，請參考「向貧窮者學習行動聯盟」臉書粉絲專頁（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