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無止境的「成功倫理」瀰漫著這種文化：「最上層的人應有的地位，而那些被遺忘的人也應有的地位。他們沒有被人看見的努力。他們沒有大學學位等，都不應該被剝奪他們對社會所做的貢獻。」 隨著中左翼政黨及其代表越來越多地成為中產階級，人們對向上流動性的關注日益增強。「他們開始依賴專業階層作為他們的選區，而在美國則依賴競選資金。2008年，歐巴馬籌集的資金超過了他的共和黨對手。那是一個轉折點，但當時並未引起注意或強調。美國的利益團體正在這個「成功倫理」的文化中，史所未見地擴大他們的版圖。民粹主義的反抗是對「功績暴政」的反抗，對整個政治計劃感到羞辱的人都經歷過。」
每天盯著號子裡閃爍數字看，憑甚麼住豪宅吃美食
擺脫危機的唯一出路是消除在道德上打破贏家和輸家社會的菁英主義假設。新冠大流行告訴我們，必須對所謂的非熟練低薪工作的價值重新認識，比如製造口罩的工人，沒有他們的努力，你我可能早被新冠毒死了。桑德爾說：「工作報酬的方面，既有薪資方面，也有尊嚴方面。現在，我們意識到，我們不僅對醫生和護士而且對送貨工人、雜貨店店員、倉庫工人、卡車司機，家庭醫療保健提供者和幼保工人（其中許多人都是零工經濟）的依賴程度都很高。我們稱他們為關鍵工人，但這些工人通常不是收入最高或最受尊敬的工人。」
我們必須對如何判斷和獎勵對共同利益的貢獻進行徹底的重新評估。例如，在紐約市或華爾街上賺的錢與投機性金融，每天盯著號子裡閃爍數字看，就可以住豪宅、吃美食的人，其實這些人對實體經濟的貢獻是很小甚至有害的。金融交易稅的大大提高將使資金更公平地分配。對於桑德爾而言，「榮譽」一詞與薪酬問題同等重要。需要重新分配尊敬和金錢，其中更多的錢需要交給數百萬從事不需要大學學位的工作。
他說：「我們需要重新考慮大學作為『機會仲裁者』的角色，這已成為我們理所當然的事情。文憑主義已成為最後可以接受的偏見，學歷越高薪水越高。這將使我們忽視普遍職業培訓和學徒制的正視與投資。增加對實業生產者的投資不僅對支持沒有高學歷的人謀生的能力很重要；它所傳達還包括公眾在「社會地位」職業無貴賤態度上的改變，使人們認識、肯定那些從未上過大學的人對社會共同利益所做的貢獻。」
遲來的謙卑：菁英主義傲慢必要的解藥
對非憑著高學歷證書的人，社會對他們重新的尊重和給予應得地位，正是所謂的菁英式競賽中獲勝者的「遲來的謙卑」。對於那些像他的許多哈佛學生一樣，相信他們才是自己的成功的應得者的人，桑德爾提供了傳教士式的智慧：「我回來了，在陽光下看到，這場比賽並不迅速，既沒有與強者的戰鬥，也沒有向有智慧的人供餐，也沒有富於知識的人的財富……但是時間和機會都發生在所有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