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幾天，對美國人來說，這可能是在他們一生在「國家最分裂」的政治氣氛中，來選舉一位總統。無論誰獲勝，在選後如何再把美國團結起來，都將成為前所未見的艱巨任務。
美國社會中的分裂有許多原因。種族主義、自殺、吸毒和酒精相關疾病造成的「絕望死亡」降低了美國人的預期壽命。雖然學歷高的美國人死亡率基本穩定；學歷低的人的壽命明顯下降。這些看來不是立即要命的社會問題，它的後果比政治上的不和諧更加嚴重。
弱勢族群早就已經在內心給自己「減了幾分」
英國脫歐公投之後，對投票行為最經常的解釋是教育程度，投票決定留在歐盟的人經常稱他們的對手是無知和仇外的。他們接近於暗示受教育者的選票應該具有更大的份量。教育機會的均等，不在於美國長春藤大學在新生入學時，施捨給黑人「加了幾分」；而是在種族主義下，弱勢族群明知在知識的追求不同步於他們未來社會地位之下，早就已經給自己「減了幾分」。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blair)曾承諾，他在政府中的三大優先事項將是「教育、教育、教育」。這似乎就是如何創造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人們在其中前進唯一的方法。「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社會平等、社會改革的基礎，這是真理，也可能是做不到的夢境。
希拉蕊·柯林頓在談到「可悲的人」時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但是，社會上「自我感覺良好」的受教育者，並沒有醒悟到他們對未受過教育的人的蔑視不僅沒有使自己更加具有「吸引力」、更加「偉大」，而是更加危險。其實，社會上那些個自以為了不起的上層建築知識份子，從骨子裡知道他們的優越性只是一場「誕生的意外」。哈佛等美國的知名大學，還知道形式上給窮人子弟一些施捨的名額及獎學金進入名校，來塗抹他們掠奪教育資源的罪愆；台灣的國立大學教授就承認，他的學生幾乎見不到幾個真正的窮孩子。
贏家不可一世的優越感造成政治分裂不斷擴大
「菁英主義」(Meritocracy)這個名詞大約60年前出自英國社會學家邁克爾·楊(Michael Young) 。他在1958年寫的一部反烏托邦社會的諷刺作品《精英主義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令人吃驚的是，他的書根本沒有贊同戰後關於通過業績提升職位的時尚信念，而實際上是對我們可以「通過遺傳、通過地位、通過出生」取代地位的想法的提出反諷。正如邁克爾·楊後來所說的：「我想表達的是菁英主義是多麼的誇大」。
為什麼人們總還是給菁英政治積極的肯定呢？嗯！勝利者很少將成功歸因於「運氣」，而是他們的才華及努力。在商業和金融領域，情況是如此。在體育領域也是如此。英格蘭板球運動員埃德·史密斯在他的著作《運氣》中駁斥了「足夠的努力將帶來成功是正當的」。成功的回報越大，就越難保持謙遜。除了上帝的恩典，更糟的是，這些勝利者不僅認為「我們理應取得世界性的成功」，而且認為不成功者本就活該失敗。經過亞當夏娃被逐出伊甸園；大洪水；以及建造巴別塔，人類驕傲的勝利者一直到現在仍然在各領域特別在醫學想要與神比高下，自己做上帝，相信人定勝天。
隨著我們經濟中贏家和輸家之間的差距擴大，我們政治中的分裂也不斷擴大。但這種分裂的原因本身不是經濟不平等，而是贏家的不可一世的優越感。菁英主義成為「普世價值」，階級鬥爭從來沒有死去，只是藏躲起來，用「平等」來忽悠世人，為自己的罪愆做遮羞布。
重新評價對成功和失敗的「態度」
面對任人唯賢的這些消極方面將是對政治領導人的考驗。哈佛大學教授，世界著名的哲學家和暢銷書《正義》的作者邁克爾·桑德爾 (Michael J. Sandel)探討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問題：「什麼是共同利益？」這一本及時而重要的新書及時地解決了這些問題。他的新書《功績暴政： 共同利益的什麼?》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強調「……在保持擇優選拔 (誰希望接受不合格的醫生治療或未經培訓的飛行員飛行) 時，我們必須找到方法管理維護所有工作尊嚴的組織。」(while maintaining selection on merit (who wants to be treated by an unqualified doctor or flown by an untrained pilot?), we must find ways to manage organizations that maintain the dignity of all work.)
桑德爾的這本新書摘說裡指出 : 「這是民主的危險時期。我們生活在一個勝利者和一個失敗者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機會之多堆積在已經幸運的人的支持下。停滯不前的社會流動性和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現象使美國信條矇騙了『如果嘗試就可以做到』。其結果是激怒和挫敗感，激起了民粹主義抗議和極端兩極分化，並導致了對政府和我們的同胞的不信任，使我們在道義上沒有準備去面對當今時代的嚴峻挑戰。」
桑德爾認為，要克服正在顛覆我們世界的危機，我們必須重新考慮全球化和不平等現象加劇帶來的對成功和失敗的「態度」。他指出優勝者在優勝者中產生的狂妄自大，以及對落後者的嚴厲判斷，並追溯了美國人生活中的可怕後果。他提供了另一種思考成功的方式，更關注「運氣」在人類事務中的作用，更有利於謙虛和團結的道德觀，並更加肯定工作的尊嚴，使我們對建立共同利益的新政治抱有希望。
《功績暴政》是桑德爾對英國退歐和川普的選舉的回應
桑德爾會同情川普主義嗎？「我對川普毫無同情，川普是一個有害的人物。但是我的書對投票給他的人表示同情理解。川普講述了成千上萬的謊言，關於他的一件真實的事是他對菁英的不安全感和怨恨，他認為一生都對他不屑一顧。這確實為他的政治呼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線索。」
「我對民主黨人強硬嗎？是的，因為正是他們對市場假設和菁英管理的不加批判的擁抱才為川普鋪平了道路。即使川普在下屆選舉中被擊敗並以某種方式從橢圓形辦公室中被趕出來，民主黨也不會成功，除非它重新定義其使命以更加關注合法的不滿抗議行動，在全球化時代，以進步的政治對此做出了貢獻。 」《功績暴政》是桑德爾對英國退歐和川普的選舉的回應。像他對歐巴馬（Barack Obama），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這樣的人物一樣的批判，本書更具挑戰性。桑德爾認為，民主黨和歐洲同樣主張擁護「才華橫溢」的人作為解決全球化、不平等和去工業化挑戰的解決方案，但卻使西方工人階級及其價值觀枯竭，這給西方國家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及失去共同的利益。
桑德爾描繪了他認為具有「腐蝕性」的左翼個人主義的興起：「全球化和不平等問題的解決方案，我們在大西洋兩岸都聽說過，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並只要有足夠的努力和才華就可以遵守規則獲取成功。這就是他在書中所說的「升遷的修辭學」。它成為一種信仰，似乎沒有爭議的論調。中左翼人士說，我們將創造一個真正公平的競爭環境，以便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如果我們做到了，並且就我們所做的一切，那麼那些憑藉努力，才幹和努力而奮鬥的人將獲得應得的地位」
「公平競爭環境」仍然是一種幻想
桑德爾曾參加了歐巴馬在2013年的一次演講，歐巴馬告訴學生：「我們生活在21世紀的全球經濟中。在全球經濟中，工作可以隨處可見。公司，他們正在尋找生活在任何地方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如果您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那麼您將很難找到一份能支付生活工資的工作。」 對於那些願意做出必要努力的人，他承諾：「這個國家將永遠是您嘗試的地方。」桑德爾對這種方法有兩個基本的反對意見。首先，也是最明顯的，歐巴馬式的寓言中「公平競爭環境」仍然是一種幻想。儘管他說越來越多的哈佛學生現在相信他們的成功是他們自己努力的結果，但其中三分之二來自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這是在常春藤盟校之間複製的模式。社會階層和SAT分數之間的關係得到了很好的證明。他指出，更籠統地說，社會流動已經停滯了數十年。「父母貧窮的美國人往往成年後仍會貧窮。」
即使是完美的菁英管理也將是一件壞事
桑德爾決心直接向統治了30年的左翼自由主義共識做為挑戰的目標。他說，即使是完美的菁英管理也將是一件壞事。他說他在這本新書試圖顯示出黑暗的一面，令人沮喪的一面。 「這意味著那些沒有站起來的人除了自己之外，沒有人可以責備他們。」 中左翼菁英階層放棄了老一輩的忠誠，並在道德生活教條方面扮演了新的角色，致力於幫助工人階級塑造自己的世界。桑德爾說：「關於全球化，這些政黨說，選擇不再是在左右之間，而是在「開放」和「封閉」之間進行選擇。開放意味著資金、商品和人員的自由跨境流動。 這種情況不僅被視為不可逆轉，它也被認為是值得稱讚的。「以任何方式反對這一觀點，都被暗諷為胸懷大志、偏見和敵視世界主義的身份。」
永無止境的「成功倫理」瀰漫著這種文化：「最上層的人應有的地位，而那些被遺忘的人也應有的地位。他們沒有被人看見的努力。他們沒有大學學位等，都不應該被剝奪他們對社會所做的貢獻。」 隨著中左翼政黨及其代表越來越多地成為中產階級，人們對向上流動性的關注日益增強。「他們開始依賴專業階層作為他們的選區，而在美國則依賴競選資金。2008年，歐巴馬籌集的資金超過了他的共和黨對手。那是一個轉折點，但當時並未引起注意或強調。美國的利益團體正在這個「成功倫理」的文化中，史所未見地擴大他們的版圖。民粹主義的反抗是對「功績暴政」的反抗，對整個政治計劃感到羞辱的人都經歷過。」
每天盯著號子裡閃爍數字看，憑甚麼住豪宅吃美食
擺脫危機的唯一出路是消除在道德上打破贏家和輸家社會的菁英主義假設。新冠大流行告訴我們，必須對所謂的非熟練低薪工作的價值重新認識，比如製造口罩的工人，沒有他們的努力，你我可能早被新冠毒死了。桑德爾說：「工作報酬的方面，既有薪資方面，也有尊嚴方面。現在，我們意識到，我們不僅對醫生和護士而且對送貨工人、雜貨店店員、倉庫工人、卡車司機，家庭醫療保健提供者和幼保工人（其中許多人都是零工經濟）的依賴程度都很高。我們稱他們為關鍵工人，但這些工人通常不是收入最高或最受尊敬的工人。」
我們必須對如何判斷和獎勵對共同利益的貢獻進行徹底的重新評估。例如，在紐約市或華爾街上賺的錢與投機性金融，每天盯著號子裡閃爍數字看，就可以住豪宅、吃美食的人，其實這些人對實體經濟的貢獻是很小甚至有害的。金融交易稅的大大提高將使資金更公平地分配。對於桑德爾而言，「榮譽」一詞與薪酬問題同等重要。需要重新分配尊敬和金錢，其中更多的錢需要交給數百萬從事不需要大學學位的工作。
他說：「我們需要重新考慮大學作為『機會仲裁者』的角色，這已成為我們理所當然的事情。文憑主義已成為最後可以接受的偏見，學歷越高薪水越高。這將使我們忽視普遍職業培訓和學徒制的正視與投資。增加對實業生產者的投資不僅對支持沒有高學歷的人謀生的能力很重要；它所傳達還包括公眾在「社會地位」職業無貴賤態度上的改變，使人們認識、肯定那些從未上過大學的人對社會共同利益所做的貢獻。」
遲來的謙卑：菁英主義傲慢必要的解藥
對非憑著高學歷證書的人，社會對他們重新的尊重和給予應得地位，正是所謂的菁英式競賽中獲勝者的「遲來的謙卑」。對於那些像他的許多哈佛學生一樣，相信他們才是自己的成功的應得者的人，桑德爾提供了傳教士式的智慧：「我回來了，在陽光下看到，這場比賽並不迅速，既沒有與強者的戰鬥，也沒有向有智慧的人供餐，也沒有富於知識的人的財富……但是時間和機會都發生在所有人身上。」
他說：「謙卑是此時此刻必不可少的公民美德，因為這是使我們分裂的菁英主義傲慢的必要解藥。」《功績暴政》是桑德爾畢生致力於與蔓延的個人主義進行的思想鬥爭的最新成果，自雷根和柴契爾時代以來，這種個人主義已在西方民主國家盛行。「將自己視為自製和自給自足。自我的畫面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因為從表面上看，它似乎正在賦予力量---我們可以靠自己實現夢想，如果努力嘗試就可以做到。這是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是有缺陷。它導致了競爭性的市場菁英制，加深了分歧，並破壞了團結。」
黑人生活問題運動為進步政治賦予了道德力量
桑德爾所用的詞彙以幾十年來不流行的方式挑戰自由主義的自治概念。他的書中反復出現諸如「依賴」，「負債」，「神秘」，「謙卑」和「幸運」之類的詞。隱含的主張是，「脆弱性」和「相互承認」可以成為重新產生歸屬感和社區感的基礎。這是一種社會觀念，與所謂的柴契爾主義截然相反，後者以自力更生為主要美德。當年柴契爾夫人聲稱自己在創建一場自由意志主義運動，但只是將英國「國家主義化」（nationalisation）
桑德爾認為，黑人生活問題運動為進步政治賦予了道德力量。它已成為一種多種族、多世代人的運動，並為弱勢階層民眾被以不公正對待開闢了空間。桑德爾在書的最後部分回顧了漢克·阿倫（Henry Aaron）的故事，他在偏僻的南方長大，打破了貝比·魯斯（Babe Ruth）在1974年的職業生涯總成績記錄。桑德爾說，這是錯誤的教訓。「漢克·阿倫的故事的寓意不是說我們應該熱愛菁英管理，而是應該鄙視只能通過打全壘打才能擺脫的種族不公制度。」
公平競爭並不構成社會的公正願景。桑德爾說，即使川普在11月的總統大選中被擊敗，這也是事實，喬·拜登和他的歐洲同行必須加入。「機會均等充其量只是部分理想。他的選擇不是壓迫性的結果平等。這是廣泛，民主的『條件平等』，使各行各業的公民昂首闊步，並認為自己是共同事業的參與者。我的書源於那個傳統。」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