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諾貝爾和平獎既是「行動獎」，也是「精神獎」。大多數獲獎者，不單是身體力行的行動者，更是偉大的精神和價值的宣導者。比如，薩哈羅夫的著作中便充滿「對真理所承擔的義務，對人類不可侵犯性的堅定信念，對暴力和野蠻的鬥爭，對精神自由的堅定捍衛，利他主義和強烈的人道主義信念」，從而「使得他成為我們這個時代良心的急需的發言人。他對正義、真理和愛的呼籲是傳給這個世界所有民族的一個資訊」。比如，金大中即便在被軍政權判處死刑的時候，仍然在法庭上宣告：「八十年代，民主化一定會到來，帶著希望和勇氣戰鬥吧！但是諸位在勝利之時，請遵守我的遺言，不要進行任何政治報復。」他所推動的是改革而非革命——「革命和改革是不同的。革命無視法律，改革則遵循法律。革命追究過去，處罰『罪人』；改革則修正過去惡劣的制度，寬恕『罪人』。革命令人民不安、恐懼，改革則帶來安寧和希望。」劉曉波也是如此，他所宣導的非暴力、去仇恨、去敵人意識等理念，正是中國和平轉型必不可少的精神資源。
第六，諾委會優先選擇那些正在遭受獨裁政府迫害的對象，尤其是身在獄中的人，又特別是被判處重刑的人作為獲獎者。委員會希望頒獎能夠促進他們的早日獲釋，或者至少讓他們在獄中的境遇有所改善。在獲得諾獎的時候，本人身在獄中或被剝奪相當一部分自由的，有薩哈羅夫、瓦文薩、昂山素姬等人。劉曉波更是如此：一九八九年以來，他先後四度失去自由，第四次被判處十一年重刑，先後四次的刑期加起來長達十七年。在諾獎得主中，失去自由的時間僅次於曼德拉和昂山素姬。劉曉波把坐牢看作是異議人士的「本職工作」，這一姿態謙卑而樸素。而其觀點之溫和與獲刑之重形成強烈對比，讓人震驚，更讓人同情與支持。
第七，諾委會相當重視推薦者的品質與數量。如果推薦者的份量很重，便說明被推薦人具備非同尋常之處。據媒體報導，二零一零年，諾獎提名者的人數達到兩百餘人這一空前的數字。但是，很少有人能像劉曉波這樣，擁有一張份量如此之重的推薦者名單：此次強烈推薦劉曉波的，有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圖圖大主教、達賴喇嘛、瓦文薩以及哈威爾等國際知名人士，還有國際筆會及其下屬的一百多個分會等影響力巨大的國際組織，以及德國作家赫塔·米勒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和數百位國際知名作家、學者。他們對劉曉波的強烈推薦，必然引發委員會的高度重視。
第八，諾委會在諾獎得主的政治傾向上會有一定的平衡。五人委員會成員身在挪威，其立場大都偏向於北歐式的社會民主主義，在西方的政治光譜中屬於自由左派，近年來的諾獎得主多屬此一序列。諾獎為了對世界政局產生更大的影響和觸動，一直以來就存在以歐洲式的自由派批判英美式的保守派之考慮。比如，獲得過諾獎的美國政治人物，從卡特、戈爾到奧巴馬，無不是民主黨人。二零零九年，頒獎給剛剛上台的美國總統奧巴馬，更是被視為「反布希獎」，此一決定讓諾獎的權威性受損。（二零一零年，諾獎頒獎典禮前夕，奧巴馬發表聲明說：「劉曉波先生遠遠比我更值得獲此殊榮。……他信奉的價值觀是普世的，他的鬥爭是和平的，他應該被儘快釋放。」）由於前幾年的頒獎被批評為往左方向偏得太多，委員會不得不考慮下一次向右偏一些，以獲得一種相對的平衡。而劉曉波的思想傾向正是信奉英美保守主義價值的「自由右派」，正好可以將諾獎的鐘擺往右邊拉動一些。
綜合以上因素，劉曉波的思想、言論和行動，他在中國民主人士中無可取代的地位，以及中國問題在當下的重要性，促成了二零一零年的諾獎「花落劉家」。評論家梁京指出：「劉曉波確實不是一些人眼中最堅定的反共鬥士，也不是中共政治迫害最深重的受難者。但給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之本意不在鼓勵反共，也不是要撫慰政治迫害的受難者，更不是為了顛覆中國政府，而是為了世界和平。」劉曉波代表了世界和平需要的現代政治文明理念和改造中國舊政治文明所需要的反思能力和實踐勇氣。中國能否建設現代的政治文明，不僅將決定十幾億中國人的命運，也關係到世界幾十億人口的福祉。
＊作者為旅美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八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