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委會面對的第三個問題是，頒獎給劉曉波是否會給中國異議人士帶來更大的麻煩。諾委會當時知道——大家都知道——諾獎短期內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這也正是人們今天所看到的。劉曉波已經入獄，他被判處十一年徒刑。諾委會明確注意到他和他的家人已經決心面對這樣的獎項帶來的後果。
劉曉波最後勝出的八大原因
如果進一步分析倫德斯塔德的解釋，還可以找到解釋劉曉波為何能夠獲獎的、更多的「蛛絲馬跡」。
首先，歷屆諾獎得主中，在人權活動人士這部分，留在國內的人遠遠多於流亡國外的人。諾委會在頒獎給那些專制國家的人權活動人士時，會優先選擇留守在形勢嚴峻的國內的反抗者，因為他們在最艱難的時刻仍然在陪伴他們的同胞，感受並參與社會變化的每一點脈動。而那些自願或被迫流亡海外的人士，即便在西方可以發揮相當影響力，但他們的砝碼就明顯輕了許多。所以，儘管魏京生等人從事民主運動的歷史和坐牢的時間都比劉曉波要長，但他們已移居海外多年，對國內的情形比較隔膜，在青年一代中的影響力並不大，獲獎的可能性自然也就沒有劉曉波那麼大。
其次，從歷年的和平獎獲獎名單中可以看出，諾委會一般優先選擇那些有長期抗爭經歷的候選人。以劉曉波的經歷而論，他與中共政權抗爭的時間長達二十多年，從「八九」民運到《零八憲章》，在當代中國每一波爭取民主人權的活動中，他都不曾缺席。而且，在大部分時候，他都身處於「風暴眼」的位置。對比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中其他三位的淡出或「轉行」，儘管各自都有選擇人生道路的權利，此種差異卻反襯出，劉曉波始終忠於自己的理想，不因環境及時代的變化而改變，他走的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他付出的犧牲更大，也更值得敬重。
第三，諾委會優先選擇具有多重的身份和廣泛的代表性的「多面手」，比如兼有活躍的人權活動家和著作等身的思想家身份的「跨界人士」，他們既有思想文化的創建，更有踐行的勇氣。如果只是單純的行動者，或者只是單純的寫作者，其豐富性就顯得不足。而劉曉波「集思想者、實踐者與受難者於一身，是中國新政治文明的開拓者和人格化代表」，長期以來，他對獨立作家、人權律師、草根維權人士等各個群體都有無可替代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他既是中國民主化的理論的貢獻者，也是異議運動的主要組織者，更是不同「圈子」之間的聯接紐帶。
第四，諾委會會考慮候選人對普世人權價值的認同、堅持與拓展。有一些中國的民運人士，雖然參與某些反對共產黨政權的活動，卻存在根深蒂固的大一統觀念和大漢族主義情結，他們並不關注中國境內少數族裔的困境，對台灣、香港民眾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也不予理睬。與之相比，劉曉波不僅努力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還關切西藏、新疆、內蒙等地少數族裔的處境，反對中央集權，贊同地方自治，支持香港民眾的民主訴求，對台灣未來的地位亦持開放態度。這些理念，即便在中國的異議人士中也是超前的，使他贏得了華人世界中不同族裔和不同地域人士的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