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瑞典化學家、工程師和實業家，是黃色炸藥和引爆裝置在宣傳、生產、銷售方面最早和最傑出的組織管理者。諾貝爾一生沒有子嗣，他留下了一份遺囑，決定將全部財產用作科學文化獎勵基金。這就是舉世聞名的諾貝爾獎金。
諾貝爾基金會委託相應機構向諾獎得主頒發三項獎勵：金質獎章一枚、獎狀一份、獎金一筆。獎金的數量視基金會的收入而定。一個多世紀以來，由於基金會經營得當，基金不斷增值，使獎金的單項份額增加到一百多萬美元。
這筆獎金，說多也多，說少也少——對普羅大眾來說，是一筆天文數字；對超級富豪李嘉誠以及中共太子党家族來說，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數字。北京評論家許知遠寫到一個有趣的細節——「『你知道嗎，它的獎金有一千萬人民幣，可以在東二環買一套最好的房子』，我的一個朋友試圖向一位計程車司機解釋劉曉波是誰，諾貝爾和平獎又是多麼有價值。」而在香港，這筆獎金的購買力又大打折扣，香港評論家林沛理寫道：「諾貝爾獎頒發給得獎人的獎金全球最高（一千萬瑞典克朗，約一百四十萬美金），但還不夠在香港買一層虛有其名的所謂『豪宅』。」
和平獎向人權獎方向的演變
一百多年來，諾貝爾獎被認為是全球範圍內最權威的獎項。而和平獎的地位又比其他的科學、文學、經濟學的獎項更為崇高。人類有史以來還沒有哪個榮譽，像諾貝爾和平獎那樣，自從頒發以來，逐漸建立起近乎「上帝般」令人敬畏和仰望的權威。
當然，並非所有的頒獎都是恰當的，特別是一些政治領袖的獲獎頗具爭議。比如，一九七三年的和平獎頒發給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和越南共產黨領導人黎德壽、一九九四年的和平獎頒發給巴解領導人阿拉法特、二零零二年的和平獎頒發給美國前總統卡特、二零零七年的和平獎頒發給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二零零九年的和平獎頒發給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等，不一定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但總體而言，絕大多數獲獎者，尤其是那些致力於反對戰爭和暴力、實現人類平等與公正、從事人權與自由以及人道主義工作的人士，都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的。法國有先賢祠，法國的名流最大的夢想是死後進入先賢祠；而諾貝爾和平獎就一個全世界所有國家和民族的「先賢祠」，其得主依然在世的時候，便是已經或正在改變歷史的偉人。
經歷了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之後，隨著「和平」的內涵與外延的不斷拓展，「和平」與「人權」兩大價值變得緊密聯繫、不可分割。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和平獎」逐漸向「人權獎」傾斜，獲獎者中的許多都是人權事業的先鋒：一九六四年的和平獎得主是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一九七五年的和平獎得主是蘇聯人權活動家薩哈羅夫，一九八零年的和平獎得主是阿根廷人權活動家埃斯基維爾，一九八三年的和平獎得主是波蘭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一九八四年的和平獎得主是南非宗教領袖圖圖大主教，一九八六年的和平獎得主是猶太作家威塞爾，一九八九年的和平獎得主是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一九九一年的和平獎得主是緬甸民主運動領導人昂山素姬，一九九二年的和平獎得主是瓜地馬拉人權活動家門楚·圖姆，一九九三年的和平獎得主是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二零零零年的和平獎得主是韓國政治家金大中，二零零三年的和平獎得主是伊朗人權律師艾芭迪，二零零四年的和平獎得主是肯雅社會活動家旺加里·馬塔伊……從這張名單中可以看到，諾貝爾和平獎已經成為推動全球人權進步的推手。
這種變遷符合諾貝爾的遺願。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曾擔任諾委會主席的弗朗西茨‧瑟耶爾斯蒂德寫道，持久的和平必須建立在對個體的人權的尊重之上，諾獎對於勇敢捍衛人權的立場必須給予支持。他以二十世紀人類經歷的獨裁政權和種族清洗為例指出，一九四八年的《人權宣言》加強了國家的人權義務。此後人權義務也成為國際法中的一部分。所以，諾委會將維護人權列入評選標準是大勢所趨。
中共與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攻防戰
劉曉波的獲獎，再一次彰顯出「和平獎」與「人權獎」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一樣密不可分。頒獎聲明指出，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一貫相信，人權與和平是緊密相聯的，而這些權利正是諾貝爾在其遺囑中的「促進國與國之間和睦相處」的先決條件。頒獎聲明罕有地嚴厲譴責中共惡劣的人權記錄：「中國現在已違反了其所簽署的多項國際協議，也違反了中國自己的保障政治權利的憲法。」
一般而言，即便公共輿論對頒獎結果存在不同看法，諾委會也不會發表後續的評論。但這一次，面對惱羞成怒的中共當局的惡意攻擊，諾貝爾學院院長倫德斯塔德以接受「德國之聲」訪問的方式正面駁斥之。
中共當局攻擊說，「諾貝爾和平獎已經政治化了」，倫德斯塔德指出，和平本身就和政治緊密相關，「我們今年關注的焦點是人權、民主和和平之間的關聯。諾委會多年來一直首肯這樣一種關聯。」他進而聯繫諾獎之歷史論述道：「很有些政府說諾委會在幹擾和平。我們頒獎給奧斯茨基的時候，希特勒就這樣講；我們頒獎給薩哈羅夫或瓦文薩的時候，克裏姆林宮的主人們也這樣講。這樣講的還有當年的南非、緬甸和伊朗。但從長遠看，和平與人權與民主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繫。假如政府在國內或多或少系統地鎮壓自己的民眾的話，你將無法長期保持這個社會的和平。」其論述可謂綿裏藏針，字字珠璣。
樹欲靜而風不止，隨著頒獎典禮的臨近，中共當局對諾獎的攻擊也日漸升溫。倫德斯塔德隨即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我們為什麼頒獎給劉曉波？》的文章，再度回應中共當局的批評。文章指出，中國對諾貝爾委員會選擇被監禁的人權活動家劉曉波為和平獎得主的譴責，無意中說明瞭為什麼值得捍衛人權。「中國當局聲稱，任何人都無權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但他們錯了：國際人權法和標準高於民族國家，而且國際社會有責任確保它們得到尊重。聯合國讓會員國承諾通過和平手段解決爭端，並在《世界人權宣言》中確定全體人民的基本權利。宣言中說，民族國家將不再有最終的、無限的權力。」
倫德斯塔德繼而指出，即使中國不是憲政民主政體，它也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各國政府有義務確保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即使說話者主張不同的社會制度。這些權利也是諾貝爾委員會捍衛已久的。一個人僅僅因為表達自己的意見而被監禁十一年，這是一個悲劇。「如果要走向諾貝爾所說的國家的博愛，那麼普遍人權必須成為試金石。」
劉曉波獲獎是無心插柳和水到渠成
那麼，為什麼諾貝爾和平獎會頒發給劉曉波而不是其他的中國人？在當代中國人權捍衛者的名單中，有比劉曉波資格更老的民運人士，有比劉曉波遭受過更長久的關押和更殘酷的刑罰的良心犯，也有在「反共」上表現得比劉曉波更「堅決」和「徹底」的異議人士。近年來，曾被提名為候選人、且有一定呼聲的中國人和組織，有魏京生、吳宏達、「天安門母親」、胡佳、高智晟、陳光誠等。那麼，為什麼這頂桂冠最後落到劉曉波頭上？
從「八九」民運開始，作為「絕食四君子」之一的劉曉波逐漸為世界所知。但他在西方的知名度遠不如曼德拉、薩哈羅夫、金大中等人。政論家胡平發現，劉曉波雖然著作等身，但翻譯成西文的很少。劉曉波認識不少西方漢學家和記者，和很多流亡異議人士是朋友，但他並沒花什麼功夫托人把自己的著述翻譯成西文。他沒有寫過自傳，也缺少別人給他寫的傳記。
雖然此次推薦劉曉波為諾獎候選人的推薦者當中有多名諾獎得主及知名人士，但劉曉波在入獄前從未主動尋求過他們的支援和幫助。劉曉波曾因為在西藏問題上仗義執言，贏得達賴喇嘛的尊敬；他敬重放棄個人的權力的戈巴契夫，並獲贈過一本戈氏親筆簽名的自傳。但他與這個「群星璀璨」的群體在個人層面的聯繫並不多，更多是從文字、思想和精神上向諾獎得主們學習。不過，此次劉曉波榮穫諾貝爾和平獎，達賴喇嘛和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是其中的重要推手，劉曉波雖然跟兩位並無私交，但他的事跡讓兩位偉人深深感動，故而竭盡全力向諾獎評委會推薦。
劉曉波獲獎絕非偶然。諾貝爾委員會的五名評委並非盲人，他們有準確而全面的資訊搜集系統，以及多年傳承下來的評判標準。頒獎典禮前夕，挪威保守黨在其黨部舉行媒體見面會。諾貝爾學院院長倫德斯塔德在會上解釋了諾委會為何作出此選擇。倫德斯塔德指出，挪威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考慮獎勵一名中國異議人士已經多年。但是，諾委會面對很多困難的問題。
首先，是否應當向一名中國異議人士頒發和平獎。因為變化中的中國情況非常複雜，變化是多方向的。諾委會已經向緬甸等國家的活動人士頒發了和平獎，應當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像對其他國家一樣，批評在中國發生的侵犯人權的事件。這個問題諾貝爾委員會已經找到了答案：必須關注中國問題。
其次，是選擇哪一位異議人士。劉曉波是近年來影響逐漸擴大的人權活動家。在諾委會看來，他的所說所做已經變得非常有意義。此外，中國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諾委會的選擇。中國政府判處劉曉波十一年徒刑，劉曉波從一個中國人權活動的代表人物變成了得到普遍認同的爭取人權努力的象徵。諾委會知道中國異議人士非常分裂，但非常高興地注意到，將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得到廣泛的支持。雖然不是全部，卻是這個群體中的絕大部分。
諾委會面對的第三個問題是，頒獎給劉曉波是否會給中國異議人士帶來更大的麻煩。諾委會當時知道——大家都知道——諾獎短期內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這也正是人們今天所看到的。劉曉波已經入獄，他被判處十一年徒刑。諾委會明確注意到他和他的家人已經決心面對這樣的獎項帶來的後果。
劉曉波最後勝出的八大原因
如果進一步分析倫德斯塔德的解釋，還可以找到解釋劉曉波為何能夠獲獎的、更多的「蛛絲馬跡」。
首先，歷屆諾獎得主中，在人權活動人士這部分，留在國內的人遠遠多於流亡國外的人。諾委會在頒獎給那些專制國家的人權活動人士時，會優先選擇留守在形勢嚴峻的國內的反抗者，因為他們在最艱難的時刻仍然在陪伴他們的同胞，感受並參與社會變化的每一點脈動。而那些自願或被迫流亡海外的人士，即便在西方可以發揮相當影響力，但他們的砝碼就明顯輕了許多。所以，儘管魏京生等人從事民主運動的歷史和坐牢的時間都比劉曉波要長，但他們已移居海外多年，對國內的情形比較隔膜，在青年一代中的影響力並不大，獲獎的可能性自然也就沒有劉曉波那麼大。
其次，從歷年的和平獎獲獎名單中可以看出，諾委會一般優先選擇那些有長期抗爭經歷的候選人。以劉曉波的經歷而論，他與中共政權抗爭的時間長達二十多年，從「八九」民運到《零八憲章》，在當代中國每一波爭取民主人權的活動中，他都不曾缺席。而且，在大部分時候，他都身處於「風暴眼」的位置。對比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中其他三位的淡出或「轉行」，儘管各自都有選擇人生道路的權利，此種差異卻反襯出，劉曉波始終忠於自己的理想，不因環境及時代的變化而改變，他走的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他付出的犧牲更大，也更值得敬重。
第三，諾委會優先選擇具有多重的身份和廣泛的代表性的「多面手」，比如兼有活躍的人權活動家和著作等身的思想家身份的「跨界人士」，他們既有思想文化的創建，更有踐行的勇氣。如果只是單純的行動者，或者只是單純的寫作者，其豐富性就顯得不足。而劉曉波「集思想者、實踐者與受難者於一身，是中國新政治文明的開拓者和人格化代表」，長期以來，他對獨立作家、人權律師、草根維權人士等各個群體都有無可替代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他既是中國民主化的理論的貢獻者，也是異議運動的主要組織者，更是不同「圈子」之間的聯接紐帶。
第四，諾委會會考慮候選人對普世人權價值的認同、堅持與拓展。有一些中國的民運人士，雖然參與某些反對共產黨政權的活動，卻存在根深蒂固的大一統觀念和大漢族主義情結，他們並不關注中國境內少數族裔的困境，對台灣、香港民眾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也不予理睬。與之相比，劉曉波不僅努力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還關切西藏、新疆、內蒙等地少數族裔的處境，反對中央集權，贊同地方自治，支持香港民眾的民主訴求，對台灣未來的地位亦持開放態度。這些理念，即便在中國的異議人士中也是超前的，使他贏得了華人世界中不同族裔和不同地域人士的尊敬。
第五，諾貝爾和平獎既是「行動獎」，也是「精神獎」。大多數獲獎者，不單是身體力行的行動者，更是偉大的精神和價值的宣導者。比如，薩哈羅夫的著作中便充滿「對真理所承擔的義務，對人類不可侵犯性的堅定信念，對暴力和野蠻的鬥爭，對精神自由的堅定捍衛，利他主義和強烈的人道主義信念」，從而「使得他成為我們這個時代良心的急需的發言人。他對正義、真理和愛的呼籲是傳給這個世界所有民族的一個資訊」。比如，金大中即便在被軍政權判處死刑的時候，仍然在法庭上宣告：「八十年代，民主化一定會到來，帶著希望和勇氣戰鬥吧！但是諸位在勝利之時，請遵守我的遺言，不要進行任何政治報復。」他所推動的是改革而非革命——「革命和改革是不同的。革命無視法律，改革則遵循法律。革命追究過去，處罰『罪人』；改革則修正過去惡劣的制度，寬恕『罪人』。革命令人民不安、恐懼，改革則帶來安寧和希望。」劉曉波也是如此，他所宣導的非暴力、去仇恨、去敵人意識等理念，正是中國和平轉型必不可少的精神資源。
第六，諾委會優先選擇那些正在遭受獨裁政府迫害的對象，尤其是身在獄中的人，又特別是被判處重刑的人作為獲獎者。委員會希望頒獎能夠促進他們的早日獲釋，或者至少讓他們在獄中的境遇有所改善。在獲得諾獎的時候，本人身在獄中或被剝奪相當一部分自由的，有薩哈羅夫、瓦文薩、昂山素姬等人。劉曉波更是如此：一九八九年以來，他先後四度失去自由，第四次被判處十一年重刑，先後四次的刑期加起來長達十七年。在諾獎得主中，失去自由的時間僅次於曼德拉和昂山素姬。劉曉波把坐牢看作是異議人士的「本職工作」，這一姿態謙卑而樸素。而其觀點之溫和與獲刑之重形成強烈對比，讓人震驚，更讓人同情與支持。
第七，諾委會相當重視推薦者的品質與數量。如果推薦者的份量很重，便說明被推薦人具備非同尋常之處。據媒體報導，二零一零年，諾獎提名者的人數達到兩百餘人這一空前的數字。但是，很少有人能像劉曉波這樣，擁有一張份量如此之重的推薦者名單：此次強烈推薦劉曉波的，有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圖圖大主教、達賴喇嘛、瓦文薩以及哈威爾等國際知名人士，還有國際筆會及其下屬的一百多個分會等影響力巨大的國際組織，以及德國作家赫塔·米勒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和數百位國際知名作家、學者。他們對劉曉波的強烈推薦，必然引發委員會的高度重視。
第八，諾委會在諾獎得主的政治傾向上會有一定的平衡。五人委員會成員身在挪威，其立場大都偏向於北歐式的社會民主主義，在西方的政治光譜中屬於自由左派，近年來的諾獎得主多屬此一序列。諾獎為了對世界政局產生更大的影響和觸動，一直以來就存在以歐洲式的自由派批判英美式的保守派之考慮。比如，獲得過諾獎的美國政治人物，從卡特、戈爾到奧巴馬，無不是民主黨人。二零零九年，頒獎給剛剛上台的美國總統奧巴馬，更是被視為「反布希獎」，此一決定讓諾獎的權威性受損。（二零一零年，諾獎頒獎典禮前夕，奧巴馬發表聲明說：「劉曉波先生遠遠比我更值得獲此殊榮。……他信奉的價值觀是普世的，他的鬥爭是和平的，他應該被儘快釋放。」）由於前幾年的頒獎被批評為往左方向偏得太多，委員會不得不考慮下一次向右偏一些，以獲得一種相對的平衡。而劉曉波的思想傾向正是信奉英美保守主義價值的「自由右派」，正好可以將諾獎的鐘擺往右邊拉動一些。
綜合以上因素，劉曉波的思想、言論和行動，他在中國民主人士中無可取代的地位，以及中國問題在當下的重要性，促成了二零一零年的諾獎「花落劉家」。評論家梁京指出：「劉曉波確實不是一些人眼中最堅定的反共鬥士，也不是中共政治迫害最深重的受難者。但給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之本意不在鼓勵反共，也不是要撫慰政治迫害的受難者，更不是為了顛覆中國政府，而是為了世界和平。」劉曉波代表了世界和平需要的現代政治文明理念和改造中國舊政治文明所需要的反思能力和實踐勇氣。中國能否建設現代的政治文明，不僅將決定十幾億中國人的命運，也關係到世界幾十億人口的福祉。
＊作者為旅美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八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