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罹患肝癌末期保外就醫的消息，在上個月轟動了媒體輿論！然而劉曉波案並不是一個新鮮話題，從他當年被判刑入獄到獲得諾貝爾獎，這些年來有關他的話題一直都挺有熱度。多維新聞網在2015年高瑜、浦志強等獲緩刑輕判期間前後，曾鼓勵中共及時妥善處理劉曉波案，我個人在2012年也呼籲過有關方面要慎重對待注意影響，但非常遺憾，這些建議好像都沒有起什麼作用。
恐傷中國國際形象
劉曉波不是個普通政治犯，他是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不管各界對他的獲獎資格有多大爭議、也不管這個獎有沒有挪威政府和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政治考慮，在不少人的認識裏，劉曉波已然成為一個政治象徵，一個符號。這樣一個人物在監獄裏服刑到最後以肝癌晚期保外就醫，會讓外部世界怎麼聯想？
劉曉波原本藉藉無名，被判刑後獲得諾貝爾獎，將他變成了一些人的英雄，如果他在刑期內因為肝癌去世，外界輿論必定會將他再包裝成一個對抗體制的殉道者，並將之變成一個揮向體制的言論武器。相應地，對於代表體制的一方又要承受怎樣措辭激烈且浮想聯翩的批評？
劉曉波被保外就醫的消息一傳出，西方政府及媒體輿論就立刻對中國政府進行批評，而中國政府也透過外交部發言人進行了強硬回應。我們幾乎可以預見，這樣的口頭和輿論交鋒，還會長期持續下去，直到劉曉波去世時達到高峰。中國政府固然可以將這些指摘斥為「說三道四」、「干涉內政」，但就中國執政黨和政府的國際形象而言，這一事件也確實會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這是一個很客觀的現實。
坦率地說，我個人並不認為劉曉波有獲諾貝爾和平獎的資格。我這麼說，是因為諾貝爾和平獎確實具有強烈的西方意識形態色彩，而且對於劉曉波，無論在六四，還是在上世紀80 年代以來的民主運動進程中，他都沒有發揮什麼關鍵作用。如果不是因為《零八憲章》而被判刑，他可能真的無法獲得提名。
但另一方面，你又必須承認，劉曉波這個人的想法確實非常堅定，而且他已抱定要為理想犧牲的決心，這從他為了自己的理想寧可多次坐牢也不像其他一些民運人士一樣逃到國外，就能清楚掌握。
劉曉波是個典型的理想主義知識分子，一個體制的挑戰者，這是很多人對他的認識。他的這一性格特質在讓他遭受牢獄之災的同時，也俘虜了大批粉絲。我不是劉曉波的粉絲，對劉曉波的政治路線主張也不認同，但是對劉曉波身上的理想主義色彩以及他政治理想中的價值觀成分我也並不排斥。對於有堅定而不極端理想、不作惡的人，哪怕他的理想可能與時代和國情不容，我也覺得值得尊敬。一個現代的社會與體制，也應該給這些理想主義者予以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包容。 （相關報導： 歐洲議會前5大黨團提案 籲中國立即釋放劉曉波、李明哲 ｜ 更多文章 ）
中國和西方不同，台灣、香港和大陸在近代以來，也有著不同的歷史經歷，政治文明不能被西方定義的模式所壟斷和宰制。因為差異化的政治歷史及文化傳統，中國可能確實適合於中央集權型政府，一黨執政也沒有問題。但也恰恰是這種制度道路的適用，給中國政府和執政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要比西方民主社會下的政黨和政府更能包容得了異見，更能聽得進去批評，要主動擴大民眾的政治參與，還要有強烈的法治意識和包容精神，而不是以一種專政的心態來進行管制，執政不等同專政。若做不到這些，在今天這樣的時代，就會不斷造成執政合法性的自我解體，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