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積極面而言，要說標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正是最好的標準。施用毒品者縱使窩在家裡，國家權力一樣可以懲罰或矯治，著眼的不就是毒品潛在的高度風險嗎？毒品的風險遠高於酒精，一經沾染就會受罰，那麼施用以後再駕車上路，顯然製造了更高的風險，這時候還著眼於根本不存在的數據或文獻，就是明顯的輕重失衡，也是價值混亂跟偏頗。
之前有先進指出毒品分為迷幻劑跟興奮劑，作用不同，藥效發作跟消退時的影響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論，所以更應該個案認定。這種見解恐怕太過片面。
第一，法律規範是社會事務的風險分配，毒品的來源、純度、混用種類、施用者的耐受度、生理狀況、戒斷情形衍生的風險，應該是施用者放棄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來避免，而非由社會大眾承擔。既然毒品有太多無法預測的風險，已列為違禁物，毒駕行為的不能安全駕駛情節已由毒品條例預設了，合理門檻應該是，只要血液、尿液驗得出的就構成。
第二，毒品檢驗結果只有有跟無，濃度高低的意義有限，所謂個案認定，說穿了就是碰運氣。被告脫罪者如此，成罪者亦然，徒增執法者相互推諉的口實，司法整體形象更形沉淪。
第三，安非他命之類的興奮劑是對體能、精神的激烈預支，即便輕度過量，也有心律不整、意識混濁、反射亢進等症狀，至於作用結束後以及戒斷症狀的影響，危險性不亞於作用期間，這些都是毒品所致的不能安全駕駛情形，沒有切割對待的道理，這部分需要修法納入。
回顧刑法第185條之3的雛形，只有「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後來卻多了毒品。毒品有專法規範，界線比較明確，相對於此，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種類繁瑣，如何設定人民遵循跟國家執法的指標，難度要高得多，以此而言，把毒品跟酒類、麻醉藥品都塞進刑法第185條之3，用語未作區隔，跟道交條例第86條的加重刑責規定卻有不同，容易滋生誤會，是很不適當的。其實，法規的目的是保障公眾通行安全，該禁止的應是包括搶道、超速、違規超車在內的所有危險駕駛行為，拘束對象也不應以駕駛者為限，德國跟日本的規範都比我國周延、細膩，這才是法治社會的基礎。然而本罪立法之初，說是參考外國法，卻只引入其中一小部分，對肇事率更高的其他違規淡然處之。
歷次修正都是乘著對酒駕視若寇讎的短暫風潮，以重罰、多罰為號召，效率奇高；至於法院見解的分歧對立，輿論沒注意，主事者坐視不理，從來不是修法的動機。亡羊補牢，時猶未晚，期待法務部掌握此一契機，完備交通安全的法制。
＊作者為彰化地檢署檢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