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用甲基安非他命、K他命後駕車上路的被告，先後經台中地院、台中高分院判決無罪確定(106交上易353)，經媒體披露，引發議論。法務部發布新聞稿說毒駕是否不能安全駕駛，必須個案認定，沒有法令不明的疑慮，問題出在警方蒐證不足，會邀集相關機關研商統一標準。
刑法第185條之3規定三種不能安全駕駛的態樣：一、吐氣酒精濃度每公升0.25毫克或血酒精濃度0.05%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後兩款比第一款多了「致不能安全駕駛」的文字，認可無罪判決結論者，理由或有不同，但都是以此為立論基準。此說可以再細分為兩種：第一種主張第一款是「抽象危險犯」，後兩款是「具體危險犯」。第二種不做名稱區別，但結論一樣，都主張是否不能安全駕駛應依個案情節認定。台中高分院採第一種見解的判決比較多，這次新聞報導的便是，高雄高分院也有，台高院傾向第二種見解。但法務部一方面說個案認定，一方面又說要研商統一標準，未免自相矛盾。
第一種見解是很值得疑慮的，理由有三：第一，刑法具體危險犯常見的「致生⋯危險」用語，指的是特定行為對社會公眾形成具體明確的危險，是犯罪的產物。刑法第185條之3的「致不能安全駕駛」，雖然也有個「致」字，但描述的是行為人的狀態，指涉對象顯然不同，不能類比。
第二，刑法第185條之3誕生於民國88年，當時的條文是「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毒品跟酒類並列，台灣高等法院89年度法律座談會跟最高法院101台上6211號判決都說本罪是抽象危險犯。102年6月的修正把酒精濃度的標準入法，分拆成現在的3款，其他文字未加變動，遍查各版本修正提案跟討論過程，從來沒有後兩款變成具體危險犯的說法。
第三，德國刑法的危險駕駛罪有3個條文，規範情狀不同，第315條c有具體危險犯的標準用語。日本道路交通法有酒醉駕駛罪跟帶有酒氣駕駛罪，前者以酒醉為要件，刑度較重，後者只要超過法定酒精濃度就成罪，用語都是「不能正常駕駛之虞」。現在的刑法第185條之3很像是揉合了德、日的不同酒駕罪名，卻漏了日本法的「之虞」，當然也不能做為具體危險犯的依據。結論是，具體危險犯之說，不論在文義、歷史乃至於比較法的解釋方法，都找不到支持。
其實兩種見解的結論相同，上一段純屬法學解釋的討論，看過就好。真正該檢討的是「能否安全駕駛應依個案認定」觀點的合理與否。綜觀認同此一觀點的高院判決，會發現他們常引用最高法院98台非15號判決為據，重點略以：一，酒測數值僅為能否安全駕駛的證據方法之一，並非絕對且唯一之證據，更非判斷該罪為抽象危險犯或具體危險犯之標準。二，酒測數值低於參考值，但依其他證據足以證明不能安全駕駛者，仍應成立本罪，反之則否。三，事實審法院應綜合全部卷證判斷，不能單憑酒測數值認定。
對這號判決，讀者可能有三個疑惑。其一，「反之則否」是指酒測值高於參考值，仍可依其他事證脫免酒駕罪刑呢？或是低於參考值又沒有其他事證的，才確定不構成酒駕罪？前者放人脫身，後者增設羅網，思考方向不同，「反之」的結果天差地遠。
其二，抽象危險犯的長處(或者該說可怕)就在於標準明確，成罪門檻較低(刑度未必比較高)。如果還要個案認定，容許反證推翻，算什麼抽象危險犯？
其三，台高院89年研究結論為抽象危險犯後，司法實務普遍採用法務部建議的「吐氣酒精濃度每公升0.55毫克」，只要達標就不會調查其他證據。但有少數酒測值超過0.55毫克的案例，卷內卻有「駕駛者通過生理平衡檢測」、「測試觀察結果可安全駕駛」的警方報告，法官就抓住這點，「反之」到對被告有利的那邊去，98台非15號判決就是這樣來的。兩相對照，讀者最大的疑惑毋寧是：都是法院，怎麼講法不一樣？到底誰說的對？
誰說的對？現實是，基於所謂的審判獨立，無所謂對錯，都有效。這種「個案認定」操作，數量雖然不多，但淘空了刑法第185條之3的抽象危險犯的作用，學界頗有批評。102年6月修法開宗明義就說本罪是抽象危險犯，明定酒測值標準，以杜後患，最高法院也在105台上2202判決再次確認(附帶一提，抽象危險犯還要再為實質判斷的異想已遭最高法院決議揚棄)。該案被告施用安非他命駕車肇事致死，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之罪，除了刑度加重，其他要件跟第1項相同。換言之，關於毒駕犯罪，最高法院已經表達立場了，下級審法院照說應予尊重。然而，由於未致重傷或死亡的酒駕、毒駕罪不能上訴三審，二審判了就確定，最高法院無從介入，以致「個案認定說」甚至是「具體危險犯說」，迄今仍然生機勃勃。
102年6月以後，「個案認定奇想」在酒駕這邊已經沒有什麼空間了，信徒們改在毒駕案例傳承香火。常見的套路大約是這樣的：
一、法官想知道施用某種毒品到什麼程度會如何影響駕駛能力，函詢主管機關或醫療機構，回覆只會有概括的症狀跟病情，沒有精確的濃度門檻。
二、法官勘驗查獲跟詢問過程的錄影，只要被告能跟警察正常對答的，往往可獲得有利認定。
三、即便勘驗發現被告精神不濟，還有生理時鐘、等太久、昨晚熬夜、吃安眠藥的後路；出車禍才被查獲的，也有看手機、撿鑰匙、趕時間甚至被警察追太害怕等題材可以發揮。結論必定是警方蒐證不足、檢察官未盡舉證責任，只好判無罪。
上開套路緊扣著「致不能安全駕駛」的文字鋪陳，貌似有理，實則不然。從消極面而言，毒品跟合法銷售的酒類不同，毒品是違禁物，法規禁止持有、施用，不可能從事人體實驗。縱使在許可使用的國家，也只會設定「安全劑量」，不會刻意研究超過安全劑量的影響，所以期待濃度–影響程度的精確數據，是不切實際的。再者，毒品可沒有製造標準或生產履歷，想要逐一列出什麼毒品混幾種毒品、會產生什麼樣的相互影響的數據，根本是天方夜譚。對照酒駕的案例，酒測值0.55還能正常對答的大有人在，所以「正常對答」從來不是「正常駕駛能力」的判斷標準，拿勘驗結果讓被告脫身，是移花接木的手法。
從積極面而言，要說標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正是最好的標準。施用毒品者縱使窩在家裡，國家權力一樣可以懲罰或矯治，著眼的不就是毒品潛在的高度風險嗎？毒品的風險遠高於酒精，一經沾染就會受罰，那麼施用以後再駕車上路，顯然製造了更高的風險，這時候還著眼於根本不存在的數據或文獻，就是明顯的輕重失衡，也是價值混亂跟偏頗。
之前有先進指出毒品分為迷幻劑跟興奮劑，作用不同，藥效發作跟消退時的影響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論，所以更應該個案認定。這種見解恐怕太過片面。
第一，法律規範是社會事務的風險分配，毒品的來源、純度、混用種類、施用者的耐受度、生理狀況、戒斷情形衍生的風險，應該是施用者放棄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來避免，而非由社會大眾承擔。既然毒品有太多無法預測的風險，已列為違禁物，毒駕行為的不能安全駕駛情節已由毒品條例預設了，合理門檻應該是，只要血液、尿液驗得出的就構成。
第二，毒品檢驗結果只有有跟無，濃度高低的意義有限，所謂個案認定，說穿了就是碰運氣。被告脫罪者如此，成罪者亦然，徒增執法者相互推諉的口實，司法整體形象更形沉淪。
第三，安非他命之類的興奮劑是對體能、精神的激烈預支，即便輕度過量，也有心律不整、意識混濁、反射亢進等症狀，至於作用結束後以及戒斷症狀的影響，危險性不亞於作用期間，這些都是毒品所致的不能安全駕駛情形，沒有切割對待的道理，這部分需要修法納入。
回顧刑法第185條之3的雛形，只有「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後來卻多了毒品。毒品有專法規範，界線比較明確，相對於此，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種類繁瑣，如何設定人民遵循跟國家執法的指標，難度要高得多，以此而言，把毒品跟酒類、麻醉藥品都塞進刑法第185條之3，用語未作區隔，跟道交條例第86條的加重刑責規定卻有不同，容易滋生誤會，是很不適當的。其實，法規的目的是保障公眾通行安全，該禁止的應是包括搶道、超速、違規超車在內的所有危險駕駛行為，拘束對象也不應以駕駛者為限，德國跟日本的規範都比我國周延、細膩，這才是法治社會的基礎。然而本罪立法之初，說是參考外國法，卻只引入其中一小部分，對肇事率更高的其他違規淡然處之。
歷次修正都是乘著對酒駕視若寇讎的短暫風潮，以重罰、多罰為號召，效率奇高；至於法院見解的分歧對立，輿論沒注意，主事者坐視不理，從來不是修法的動機。亡羊補牢，時猶未晚，期待法務部掌握此一契機，完備交通安全的法制。
＊作者為彰化地檢署檢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