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情，係有關一個叫錫安山教派的問題。這個錫安山教派因涉及在高雄縣佔用河川地而與前往取締的警察人員發生嚴重的對峙抗争事件。並且於1987年一度常在台北市總統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附近聚眾抗議，和舉著上書對蔣經國總統辱罵字眼的抗議牌子四處流竄。登輝先生對此相當關注；曾介紹我找中央研究院對宗教問題有深入研究的研究員宋光宇先生請教，並建議我親自到南部錫安山去看看。當時，黨政主管單位對錫安山事件，因涉及宗教問題，大多主張採盡量寬容的做法。社工會也想對錫安山有更深入的了解。我遵登輝先生之囑找過宋研究員請教幾次，很有收穫。不過，那時錫安山教徒嚴格把關，不許外人隨意進去。因而，錫安山我一時無法前往。不久，我調離社工會，同時錫安山教派的抗爭事件也逐漸平息，錫安山之行也就沒有實現。
(三)我在行政院勞委會服務時期
我是於李登輝先生擔任總統一年之後出任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委的，是李總統在1989年2月15日下午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召見我正式通知我的，他並做了一些工作指示，特別要我注意愈來愈多的勞資爭議問題。
在勞委會服務期間，我常會陪同模範勞工、相關工會代表以及來訪的有關勞工方面的外國政府首長和國外工會團體到總統府會見李總統，也會陪同他下鄉到地方去訪視勞工團體及工廠；更偶會應邀陪他打高爾夫球；所以和他接觸及互動的機會相當不少。
關於業務方面，我謹守我是行政院成員一份子應有的分際，不隨便越過行政院長去向他報告或請示，他也輕易不找我們內閣的成員去談問題，除非行政院長或副院長也在場或事先知會了行政院長。不過，遇有重大問題或在適當場合，他也會在工作上有所提示或表達他的政策理念或就相關問題有所垂詢。
（1）他曾問我可否從中國大陸和中美洲引進勞工
記得有一次他問我能不能從中國大陸集體引進建築業的工人來台灣，以彌補當時幾個重大公共工程如北二高、台北捷運系統建築工的不足。我當時答以大陸與我們台灣還處在敵對狀態而且因大陸人和我們本地人同文同種同語言，一旦逃逸很難去追查，恐怕還不宜。他聽了之後，沒有任何表示。後來，行政院郝柏村院長在行政院召集了一個由少數閣員參加的小型會議，討論引進大陸勞工的問題，我還是重複我向李總統表達的保留態度和立場。這件事就再也沒有什麼進展。以後我才知道，那時他正透過「密使」與大陸方面接觸，可能他有意將引進大陸勞工做為一項談判籌碼，所以才有他的對我的一問及行政院郝院長的召集會議討論。
李登輝總統也曾問我是否可以從中美洲引進勞工。我想他是想藉此來加強我們與中美洲國家的關係。我說政府當然可以開放，但雇主會僱用的一定不多，因為中南美洲路途遙遠交通費可觀，而且其文化背景、生活習慣及語言與我們台灣有很大的差異，引進的成本會高，管理起來也較費力，所以，雇主不會有太大的興趣，除非政府基於政策需要透過公營事業單位或規定公共工程主管機關加以進用，否則並不太可行。以後他沒再提這個問題，我們迄今也從未從中美洲引進勞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