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守博觀點:回憶追隨李登輝前總統的二、三事

2020-08-08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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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李登輝辦理國民黨員總登記,李登輝成為終身黨員 (2000年9月)(趙守博提供)

作者為李登輝辦理國民黨員總登記,李登輝成為終身黨員 (2000年9月)(趙守博提供)

前言

李前總統先生以98高齡去世了,做為一位他的老部屬我深感哀悼。李登輝先生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期間,我是他省政府小內閣的社會處處長,直接追隨他有二年五個月的時間。他於總統任內,我先後被任命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及台灣省政府主席,並且每一職務都拿到了他以總統身分署名的任命令。

李登輝先生擔任總統主政期間,繼蔣經國解除戒嚴、報禁和黨禁之後,推動憲改、實施總統直選、進行國會全面改選,對台灣的民主化作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成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訂定實施《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並促成了海峽兩岸的辜汪會談,開啟了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和平交流的新關係,為兩岸近三十年來人民、經貿、社會和文化的緊密交流互動奠下了基礎,創造了條件。他以「台灣走出去」的根本原則,親自到友邦及無邦交國家訪問,推動「元首外交」,並領導台灣加入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和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擴大了台灣的國際參與空間和國際能見度,都是對中華民國、對台灣之發展有深遠影響的施政成就。

李登輝先生是我青壯時期在台灣省政府所直接並連續追隨過的四位省主席(即他和謝東閔、林洋港及邱創煥三位先生)中,享年最長、最後職務最高、對台灣最有影響,但也是最具爭議性的一位。媒體有人封他為「民主先生」,有人稱他「台獨教父」;國民黨內則有人認為他應為國民黨的分裂和沒落以及台灣的黑金政治負責。可說褒貶不一,對他正反評價都有。有一句成語說「蓋棺論定」,但就李登輝先生而言,可以說「棺已蓋而論仍未定」。關於他一生的功過是非,恐怕只能留給時間和歷史去評斷了。

現在他已辭世,我謹就追隨他及長年與他互動、接觸和從旁觀察的體會,從一些往事來談一談我所認識的他,以表達我對李前總統這位老長官的紀念。

一、我們從未見面他發表我為省府社會處處長

民國70年(1981)12月台灣省政府改組,李登輝先生繼林洋港先生之後出任省主席,我同時由省府委員改任為社會處處長。在此之前,李登輝先生已先後做過行政院政務委員和台北市長,早已是家喻戶曉,但我雖也在政府機關服務,但從沒有機緣和他見過面談過話。我平生第一次和他見面談話,是他已被任命為台灣省主席但還未正式到任之前的一個星期四,我剛好去行政院會見曾與我在省政府共事過的老長官行政院秘書長瞿韶華先生,就在我見完瞿秘書長從他辦公室出來的時候碰到了也要來見瞿秘書長的李登輝先生,我們匆匆一會,我恭喜他榮任省主席並謝謝他給我的新任命,他則希望我以後多多幫忙。

那麼為何他會要我擔任他的社會處處長呢?大概在他接任省主席三個多月後的一個我與他單獨見面的場合,他突然告訴我為什麼要找我當社會處處長,因為他認為當社會處處長都有很好的發展前途,像邱創煥、許水德就是很好的例子。他還告訴我,他曾一度想找蔣孝武(蔣經國先生的次子)擔任社會處長,但考慮到經國先生不會答應就作罷。他說當社會處處長可以救助人民、幫助兒童老人,協助發展社區改善民眾生活,沒有甚麼太多的爭議(那時的社會處雖也主管勞工行政和就業輔導,但因勞工權利意識還不強、工運也未興起,所以勞資糾紛還不多),是做好事積功德的好工作,這也是他會想到蔣孝武的原因,他勉勵我好好地幹。我當然向他表達了謝意。

那麼我們本來並不相識,為何他會想到找我來擔任社會處長呢?我沒有問過他。不過,事後我聽說,那時國民黨的中央黨部祕書長蔣彥士先生和台灣省黨部宋時選主委曾向他推薦過我,這可能就是原因吧。

二、幾個難忘的工作指示

我在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黨部服務期間,登輝先生曾在工作上對我有些指示和提示,現在就提幾個比較難忘而又可以顯現李先生的施政想法、理念與作風的例子。  

(一)我在擔任社會處長時期

登輝先生於省主席任內,對各廳處的業務相當授權,也很尊重,但也會有所指示。譬如,在社政工作方面,他曾先後要我推動三個重要工作:

一、研究和推動擴大民間團體對施政的參與。這是他秉承那時的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先生有關強化民間對政府施政的參與之指示而做的要求。我為此於民國73年(1984)元月制定發布了一個「台灣省擴大民間團體參與施政建設實施方案」,提出具體辦法由各廳處積極統合民間團體組織的力量,擴大運用各種社會資源,以協助和加強省政建設。一時之間引起了各相關民間組織、機構和非政府組織與宗教團體的熱烈迴響和反應,紛紛在相關層面對省政建設工作積極參與。記得我們還舉辦了幾次規模不小的觀摩活動,李登輝省主席也都前來參觀並表揚有關績優單位和人員。

二、研定方案解決失業問題。民國七十一、七十二年間(1982-1983)台灣因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遽升,登輝先生要社會處研議因應對策。我即與同仁於民國72年(1983)元月提出了一個「台灣省政府因應當前經濟不景氣解決失業問題對策」方案,付諸實施。對當時的失業民眾發揮了相當不小的扶助功能。這是中華民國政府有史以來第一個由政府規劃提出的解決失業問題的對策方案。提出之後,當時有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公開讚許,並批評當時的中央主管機關對嚴重的失業問題麻木不仁,沒有反應。

三、籌募急難救助基金。登輝先生要我以新台幣一億元為目標,向民間勸募基金,做為對民眾的急難救助之用。我在蔣彥士、宋時選兩位先生的協助下,並打出登輝先生的名號,第一階段親自分別向王永慶、徐有庠、蔡萬霖、吳修齊、賴樹旺、吳俊億、廖繼誠等工商界的先生共募得五千多萬元,基金很快就成立。並於1984年5月訂了一個「台灣省急難救助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做為運用依據。登輝先生很高興,還特別在圓山飯店設宴款待感謝王永慶先生等第一批的十位捐助人。此一基金以後累積至數億元,頗發揮了救急救難的功能。在那個年代,政府要大宗募款還不是那麼容易。記得當時擔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委的陳奇祿先生,聽到我們短期之內就募到五千多萬元,甚感讚嘆,他告訴我他曾為文建會募款但並不很順利。

作者(右1)陪同李登輝省主席宴請急難救助金捐款人王永慶(右3)等人士(1984年初)(趙守博提供)
作者(右1)陪同李登輝省主席宴請急難救助金捐款人王永慶(右3)等人士(1984年初)(趙守博提供)

(二)我在國民黨中央社工會期間

我在國民黨中央社工會服務的時候,登輝先生擔任副總統,也是國民黨中常委,行事作風相當低調。不過,他曾主動交代我辦理兩件事。

第一件是協助台灣的獅子會在台灣主辦國際獅子會的世界大會。在此之前,台灣從未辦過獅子會、扶輪社、青商會和同濟會等一般稱之為「四大國際社團」的世界大會。台灣的獅子會争取於1987年夏在台灣主辦國際獅子會的世界大會,在當時可說是一項創舉,需要政府和有關方面協助的地方不少。那時台灣獅子會的主要負責人蔡馨發(在民國六十至八十年代是國際獅子會運動在台灣的最活躍的推動者)和陳新發(曾任台中縣選出的省議員多屆及豐原客運董事長)兩位先生,都是登輝先生和我的舊識,他們找上登輝先生請求幫忙,並希望登輝先生交代國民黨中央社工會出面主持協調。於是登輝先生把我找到總統府,指示我盡全力幫忙。當時,國民黨是執政黨而它的中央黨部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因此,我馬上成立一個由黨政相關負責人参加的協調會報,邀集行政院及省政府相關政府首長共同研商針對國際獅子會世界大會在台舉辦之配合和支援事項。記得那時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連戰先生也曾参加過協調會議。經協調會報決議由政府支援協助的事項主要有:(1)國外代表住宿的安排與接待;(2)各國代表在台北遊行時所經路線的交通管制; (3)大會期間必要的警力維護;(4)外國代表的簽證及入境通關的禮遇;(5)大會會場林口巨蛋的洽借及其周邊環境的整理;(6)通往林口巨蛋相關道路的整修。這些決議相關黨政機構都全力配合完成。這次大會因而辦得很順利很成功。所以,接著扶輪社也在台灣辦理世界大會。

第二件事情,係有關一個叫錫安山教派的問題。這個錫安山教派因涉及在高雄縣佔用河川地而與前往取締的警察人員發生嚴重的對峙抗争事件。並且於1987年一度常在台北市總統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附近聚眾抗議,和舉著上書對蔣經國總統辱罵字眼的抗議牌子四處流竄。登輝先生對此相當關注;曾介紹我找中央研究院對宗教問題有深入研究的研究員宋光宇先生請教,並建議我親自到南部錫安山去看看。當時,黨政主管單位對錫安山事件,因涉及宗教問題,大多主張採盡量寬容的做法。社工會也想對錫安山有更深入的了解。我遵登輝先生之囑找過宋研究員請教幾次,很有收穫。不過,那時錫安山教徒嚴格把關,不許外人隨意進去。因而,錫安山我一時無法前往。不久,我調離社工會,同時錫安山教派的抗爭事件也逐漸平息,錫安山之行也就沒有實現。

(三)我在行政院勞委會服務時期

我是於李登輝先生擔任總統一年之後出任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委的,是李總統在1989年2月15日下午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召見我正式通知我的,他並做了一些工作指示,特別要我注意愈來愈多的勞資爭議問題。

在勞委會服務期間,我常會陪同模範勞工、相關工會代表以及來訪的有關勞工方面的外國政府首長和國外工會團體到總統府會見李總統,也會陪同他下鄉到地方去訪視勞工團體及工廠;更偶會應邀陪他打高爾夫球;所以和他接觸及互動的機會相當不少。

關於業務方面,我謹守我是行政院成員一份子應有的分際,不隨便越過行政院長去向他報告或請示,他也輕易不找我們內閣的成員去談問題,除非行政院長或副院長也在場或事先知會了行政院長。不過,遇有重大問題或在適當場合,他也會在工作上有所提示或表達他的政策理念或就相關問題有所垂詢。

(1)他曾問我可否從中國大陸和中美洲引進勞工

記得有一次他問我能不能從中國大陸集體引進建築業的工人來台灣,以彌補當時幾個重大公共工程如北二高、台北捷運系統建築工的不足。我當時答以大陸與我們台灣還處在敵對狀態而且因大陸人和我們本地人同文同種同語言,一旦逃逸很難去追查,恐怕還不宜。他聽了之後,沒有任何表示。後來,行政院郝柏村院長在行政院召集了一個由少數閣員參加的小型會議,討論引進大陸勞工的問題,我還是重複我向李總統表達的保留態度和立場。這件事就再也沒有什麼進展。以後我才知道,那時他正透過「密使」與大陸方面接觸,可能他有意將引進大陸勞工做為一項談判籌碼,所以才有他的對我的一問及行政院郝院長的召集會議討論。

李登輝總統也曾問我是否可以從中美洲引進勞工。我想他是想藉此來加強我們與中美洲國家的關係。我說政府當然可以開放,但雇主會僱用的一定不多,因為中南美洲路途遙遠交通費可觀,而且其文化背景、生活習慣及語言與我們台灣有很大的差異,引進的成本會高,管理起來也較費力,所以,雇主不會有太大的興趣,除非政府基於政策需要透過公營事業單位或規定公共工程主管機關加以進用,否則並不太可行。以後他沒再提這個問題,我們迄今也從未從中美洲引進勞工。

(2)外勞(現在稱為移工)當作增進外交關係的籌碼問題

在他推動「南向政策」時,外勞的引進,也被當作一項強化與對方關係的籌碼之一,他曾指定專人與我連繫並要我研商有關配合的具體做法。記得他一度想透過天主教的輔仁大學以邀請做專題演講的方式請菲律賓柯拉蓉總統(Maria Corazon "Cory" Aquino)來台訪問,對方所提條件之一就是從菲律賓引進一萬至二萬名勞工。後來因其他條件沒有談攏,柯拉蓉於總統任內訪台,就沒有成為事實。

(3)推動六萬元一坪的勞工住宅

1994年6月,我陪他至高雄地區訪視,於17日在高雄碼頭對碼頭工人談話時,李登輝總統提出為勞工興建六萬元一坪的住宅的構想。一時之間,引發了很多議論,不少人認為根本做不到,因為那時市面上一坪沒有十萬元以上是買不到像樣的房子的。他後來交由經建會和勞委會規劃,主要以台糖的土地做為建築基地並選了台南縣新市、彰化縣、花蓮縣及台北縣幾個地區試辦,結果真的推出了六萬元一坪的住宅,建得還不錯。我曾先後到台南、花蓮和彰化縣等地去主持過破土儀式。其中彰化市近郊的「富麗大鎮」勞工住宅社區,就是我親自去選地並和連戰副總統一起去主持落成典禮的。現在富麗大鎮社區非常熱鬧,房價有很大的升值,已遠遠超過當年六萬一坪的價格。很可惜,此一勞宅案以後沒有擴大辦理。

作者陪同李登輝總統訪視高雄港碼頭工人, 李總統宣布為勞工興建六萬元一坪的住宅(1994年6月)(趙守博提供)
作者陪同李登輝總統訪視高雄港碼頭工人, 李總統宣布為勞工興建六萬元一坪的住宅(1994年6月)(趙守博提供)

(4)他曾要我代表國民黨參選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後第一次的市長選舉

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之後,市長一直由行政院派任。1994年改為由市民選出,並定於當年12月辦理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後的首屆市長選舉。那時我在勞委會服務,李登輝總統曾要我代表國民黨參選。他親自打過電話給我說明他的此一想法,並請總統府蔣彥士秘書長約我在台北市亞都飯店長談力勸我參選。但最後我並沒有接受,辜負了他的好意和看重,實在非常之不好意思。到現在想起來,還是對他深感歉意。

(四)關於省主席工作的指示

1997年12月我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負責落實「精省」(一般又稱之為「凍省」)的工作,李總統召見我要我用心推動,尤其要使中央各相關部會之接辦原省府各廳處主管之業務做到無縫接軌,也要確保原有的省政建設工作計劃不致於中斷,並要注意安撫省府十二萬多名員工的情緒。他也要我多關注農村與農民和城市原住民的問題。在我省主席任內,發生了九二一大地震,在民國88年(1999) 9至10月這段災後重建的關鍵時期,我常常陪李總統巡視災區、慰問災民並實地瞭解災後重建工作的進行情形,因而有很多機會聆聽他談論他的一些人生觀、宗教觀和治國理念。

三、他的進出國民黨

沒有國民黨,就不會有李登輝市長、李登輝省主席、李登輝副總統和李登輝總統。國民黨成就了李登輝的政治事業。李登輝在國民黨內,從黨員做到中常委、代理主席和主席。但他最後被國民黨撤銷黨籍。在他晚年他常常批判國民黨,並於幾次的總統大選中公開支持民進黨的候選人。

(一)我參與並目睹他被推選為國民黨代理主席的中常會及過程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先生逝世,當時李登輝以副總統身分依憲法規定順利接任總統;至於蔣經國所遺留下來的另一重要職位即中國國民黨主席的職務,因當時國民黨未設副主席,黨章對於主席的繼承也沒有明確規定,經國民黨秘書長李煥與幾位重要中常委研商後,決定推舉李登輝為代理主席。但沒想到在1988年1月27日舉行的預定完成代理主席推選程序的中常會召開的前夕,突然橫生枝節,蔣介石夫人蔣宋美齡女士於26日半夜經由蔣經國的三子蔣孝勇先生交給李煥一封她不贊成推代理主席的信。好在早在事前,李煥已經由副秘書長高銘輝等人分頭與所有中常委溝通並分別取回支持推選李登輝為代理主席的書面簽署書。李煥在27日上午中常會舉行之前又進行了周密的溝通和細緻的安排部署,以後於中常會剛開始時又發生媒體所稱宋楚瑜的「臨門一腳」,李登輝終於經全體出席中常委一致通過順利成為國民黨的代理主席。27日中常會推選李登輝為代理主席的經過,我因身為國民黨中央社工會主任,也列席參加了中常會,所以我全部親眼目睹、親身見證。以後李煥先生並詳詳細細地告訴我整個事件的全部來龍去脈,因此,李登輝先生之獲選為代理主席及相關的風波,我可說還算相當清楚。

1988年7月國民黨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主要任務就是正式推選李登輝為黨主席。我身為中央社工會主任,負責協調場地佈置、交通和相關職業及宗教團體代表的聯繫動員工作,曾於會中陪同李登輝會見農漁業和勞工代表。在國民黨中央李煥秘書長的規劃下,李登輝很順利地獲全體黨代表鼓掌通過擔任黨主席。

李登輝領導國民黨前後十二年,大大小小的選舉國民黨都獲勝。但其間有不少屬於黑白兩道的地方人士被國民黨提名競選縣市、省市議會議員、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而選舉風氣也時有金錢介入的傳聞,因此有人就說李登輝應為國民黨和台灣的黑金政治負責。其實,候選人的提名,大多由地方黨部之建議,經層層審核而最後經中常會通過決定;黨主席並沒有辦法完全去介入,把黑金政治全部歸咎於李登輝,似乎並不太公允,不過他身為黨主席總應承擔黨所發生的一切。

李登輝先生為鞏固國民黨地方基礎,可說廣納各方人才和地方有影響力之人士,包括一些有黑道背景曾混跡江湖而出頭並在地方可以呼風喚雨的人士在內。2000年總統競選期間,有一次李登輝先生到中部輔選,台中市出身的婦女界領袖時任立法委員的蔡鈴蘭女士在台中一個不錯的西餐廳請他吃飯,陪客一共只有六、七個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席中,李登輝對一位在中南部海線頗有影響力和知名度並被認為跨足黑白兩道的人士,頗為親切拉攏,且很親熱地主動跟這位人士說,你們家的菜做得不錯,什麼時候再請我去吃呢?我當時聽了之後有兩種感受,一是認為他為了拉票而如此籠絡地方派系人物真是煞費苦心,而另一方面則覺得似乎混江湖只要能混出個名堂在地方有影響力,連總統也會對之示好拉攏。其實,我以為身為一個國家元首實在不必如此地刻意去親近籠絡「道上的朋友」。

2000年3月國民黨於總統選舉中失敗,4月間我剛以台灣省主席身分從印度訪問返台,特到總統府向李總統轉達達賴喇嘛對他的致意問候並向他報告我即將接任國民黨中央組織工作會(即組工會,以後改為組織發展委員會,也就是組發會)的主任。在談話中,他認為國民黨已失民心,也說他對國民黨很失望,台灣應有新的政治組織出現。因此,以後他出面號召成立「台灣團結聯盟」(一般被稱為台聯黨),我一點也不意外。

他是於2000年3月24日正式辭去國民黨主席職務的。在他擔任黨主席期間,國民黨經歷兩次很嚴重的分裂;1993年8月,一些原屬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及知名人士,因反對李登輝的政治理念和路線,脫離國民黨而成立新黨。1999年宋楚瑜為競選2000年的總統而與國民黨決裂並帶走了不少國民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隨後並於2000年3月成立親民黨。經此兩次的分裂,國民黨的聲勢大受影響。不少國民黨人認為李登輝應為國民黨目前之氣勢不振且有沒落之危負責,原因在此。

(二)我在他的官邸幫他辦好國民黨黨員的總登記

連戰先生於2000年3月底接任國民黨代理主席並於6月正式當選主席。他主持黨務之後,即進行黨務改革並辦理重整黨員隊伍的黨員總登記。有一些曾在國民黨中央任要職和於國民黨執政期間做過內閣閣員和具國民黨籍的媒體負責人及大學校長,雖經多方勸說,仍堅持不辦理黨員總登記,也就是不願再做國民黨的黨員。但是李登輝先生經連繫後即表示他也要辦理黨員總登記且要做終身黨員。所以,2000年9月初,我以國民黨中央組織發展委員會主委的身分和國民黨中央黨部林豐正秘書長就到他的大溪鴻禧山莊官邸去見他,為他辦理相關手續。那天,他心情很好,早已把他保管的紙本黨證、終身黨員一萬元的黨費和有關表格準備妥當。我們一到,他就填表簽名將相關手續辦好,他並把他入黨以後所一直保有的原始紙本國民黨黨證交給我,以換取卡式黨證。李登輝先生是於民國60年(1971)8月25日入黨的,他這本黨證雖歷經近30年,依然保持得很好,可見他很珍惜這個黨證。似也可以說,他入黨以來的這段時間他很重視他的國民黨黨員身分。我將早就已準備好的終身黨員的卡式黨證呈交給他,就這樣完成了他的黨員總登記手續,大家並拍照留念。接著他和我們閒聊了一個多小時,他談了他退休以來的生活,並談到孫運璿先生在行政院的施政,也談及他認為蔣經國在聽了他以台灣省主席身分在國民黨中常會所作有關省政建設的最後一次報告後的裁示,就已暗示他將接班。他要我們找一找蔣經國此一裁示的紀錄和原件。

當李登輝辦好國民黨黨員總登記並繳了一萬元黨費成為終身黨員的消息見報後,新黨的郁慕明竟對媒體說,那一萬元是國民黨替李登輝繳的,可說完全背離事實。

李登輝的原始紙本國民黨黨証(趙守博提供)
李登輝的原始紙本國民黨黨証(趙守博提供)

(三)我也參加決定撤銷他國民黨黨籍的會議

登輝先生從2000年年底開始,與國民黨就漸行漸遠。到了2001年8月,他更號召鼓勵創立了「台灣團結聯盟」(台聯黨),接著積極為該聯盟拉抬聲勢、招兵買馬,並不斷地替台聯黨參加2001年12月立法委員選舉的候選人助選拉票。終於導致他於2001年9月被國民黨撤銷黨籍。2001年9月21日國民黨中央考紀會召開會議討論撤銷李登輝黨籍一案時,我身為中央組發會主委,也是考紀會的委員,亦參與討論並在會中發言,我主張此案應快速而低調地處理,以免衝擊選情。當撤銷李登輝黨籍案通過後,我內心感慨萬千,想不到一位曾經領導國民黨12年的黨主席竟被國民黨撤銷黨籍;我更感慨的是,差不多一年以前,他高高興興地參加黨員總登記並繳了一萬元黨費做終身黨員,我還親自在他官邸為他辦好相關手續,但一年後我竟不得不參加決定撤銷其黨籍的會議,目睹了考紀會通過決議撤銷其黨籍的全部經過。

當然,從此他與國民黨的關係,就畫下了句點;也結束了他三十年的國民黨黨員的身分。

四、眼看著他不斷轉變

李登輝先生擔任台灣省主席期間,我多次在省府相關集會以及他在省議會對省議員的答詢中,親耳聽到他要省民同胞團結一致捍衛中華民國、反對台灣獨立,及貫澈實現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類的言論。

他任蔣經國的副總統期間,所有言行也都完全符合蔣經國的國策和中國國民黨的政綱。

等到他當了總統之後,大體上沒有多大的改變,所以在蔣經國解除戒嚴、報禁和黨禁的基礎上,他於1991年5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於1991年和1992年分別辦理國民大會和立法院的全面改選,結束了可說實際已無民意基礎的「萬年國會」,並於1996年實施總統直選,健全了台灣政治的民主化。

另一方面,他於1990年10月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國統會)並在1991年3月實施《國家統一綱領》。我以台灣省主席的身分,也被聘為國統會的委員,並參加了李登輝於總統任內最後一次以國統會主任委員身分在1999年4月8日所主持的國統會的委員會議,全體與會人員會後且拍照留念。以後陳水扁上台後將國統會撤銷。所以,前述李登輝最後一次以總統身分所主持的國統會委員會議,就成了國統會的最後一次會議了。

李登輝在1991年3月成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及於1992年7月公布實施《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將兩岸的交流制度化、法律規範化,為近三十年來海峽兩岸商貿、文化、社會和人民的緊密交流奠下基礎。

1996年3月年他當選中華民國首任民選總統,他在5月20日就職時,我也在場觀禮。他以「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為主軸發表就職演說,首先指出中華民國第一位民選總統的就職,使「中華民族進入一個充滿希望的新境界」;他「希望在台灣地區的同胞,能建立新的生活文化,培養長遠宏大的人生價值,並以我國(中國)浩瀚的文化傳統為基礎,汲取西方文化精隨,融合而成新的中華文化,以適應二十一世紀後的國內外新環境」;他要開創「中國人幫助中國人新局」;他表示願意到中國大陸去訪問作「和平之旅」以打開「海峽兩岸溝通、合作的新紀元」;最後他表示,他深信「在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必能完成和平統一的歷史大業,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善盡更大的心力」。

而另一方面,他卻也不斷強調台灣主體論,並於教育改革中,逐漸在課綱中去中國化,且於主政後期發表「兩國論」,認為台灣與大陸是「特殊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引發中國大陸當局對他的強烈抨擊。 

他於離開總統職務後,不問公開演講或出書,都漸漸地在立場上傾向於「反中國」、「親日本」以及「台灣獨立」。在晚年,他甚且不只一次地公開讚許日本對台殖民統治的績效和貢獻,也在日本公開指出釣魚台列嶼屬於日本。另一方面,他不斷推銷「中國威脅論」,也支持和投入正名、制憲的台灣國家正常化的運動。他還以弔祭其當日本兵而陣亡的兄長為名,前往被中國和韓國以及東南亞國家視為日本軍國主義和日本對外侵略的象徵的日本靖國神社去參拜。 

這些轉變,使他以前的國民黨同志和富有中華民族思想或對日本對台殖民統治持批判立場及譴責日本對外侵略的人,深不以為然;也因此,一直有人對他有相當嚴厲的批評和指責。

李登輝主持國家統一委員會後與全體委員合影,作者(2排右2)亦為委員(1999年4月)(趙守博提供)
李登輝主持國家統一委員會後與全體委員合影,作者(2排右2)亦為委員(1999年4月)(趙守博提供)

結語

李登輝先生一生多采多姿,歷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台北市長、台灣省 政府主席、中華民國副總統、中華民國總統和中國國民黨主席等顯赫的職 位,享盡尊榮;在台灣人中,可說前無古人。他對台灣的影響也是非常之深遠,歷史一定會為他所做的一切,留下紀錄和評論的。

我對於他在推動台灣民主化的貢獻,以及拓展台灣國際活動空間及能見度,暨提升台灣國際地位,和主政期間加強台灣之建設與發展的付出和努力,當然非常肯定,也認為十分令人敬佩。不過,對於他晚年的一些言行,特別是過分的親日和過分排斥中國大陸的表現,是不敢苟同的。 

我能受李登輝先生提攜,並能夠追隨他且長期和他有頻繁的互動與接觸,聆聽他的治國理念和人生觀,可說是極為難得而可貴的機緣。我非常感謝他的照顧和栽培。

李登輝先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我謹衷心祈禱他「與主偕行,永生天國」。

*作者為大學教授,曾任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委、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台灣省政府主席和總統府資政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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