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緬因觀點:下班後沒有派對,那就來練團吧

2017-07-01 06:35

? 人氣

「有人說,『草東沒有派對』所吟唱的虛無而厭世的『魯蛇之聲』,是一種世代交替、是音樂所含時代精神的典範轉移。」(2017年金曲獎,「草東沒有派對」奪下「最佳新人獎」、「最佳樂團獎」,並以《大風吹》奪下「最佳年度歌曲」。資料照,美聯社)

「有人說,『草東沒有派對』所吟唱的虛無而厭世的『魯蛇之聲』,是一種世代交替、是音樂所含時代精神的典範轉移。」(2017年金曲獎,「草東沒有派對」奪下「最佳新人獎」、「最佳樂團獎」,並以《大風吹》奪下「最佳年度歌曲」。資料照,美聯社)

這種生產政治下的音樂,不再只是一條魯蛇透過唯心的歌詞嘶吼,而是魯蛇們共同「在現實空隙中做音樂」的物質經驗,展現了他們生活方式的選擇。

儘管在近兩三年特定圈子內,「草東沒有派對」早已被無數評論描述為「迅速躥紅」、「橫空出世」等等,且首發專輯也已賣到超出許多「流行音樂」銷量,更在這種口碑傳播下,現場演出賣到被樂迷戲稱為「草東沒有票券」。

但在更為廣大的普羅人口組成中,倒不須諱言其知名度仍相對稀薄。

虛無而厭世的「魯蛇之聲」

因此也並非不能想像,開票之夜所產生的廣泛熱議,參與者包含各方樂迷、反樂迷(haters)、文化工作者、評論者與產業人士等,這些議論尚稱不上論戰,但就像每年的各種藝術類獎項頒發,人們總希望將其背後所代表的含義做申論,盼能將這些音符與它所飄蕩的時空扣連,做某種意義上的扣連。

有人說,「草東沒有派對」所吟唱的虛無而厭世的「魯蛇之聲」,是一種(或隱或顯地以五月天做為對照組)世代交替、是音樂所含時代精神的典範轉移。這個論述方向有其道理,只是一個樂團/樂手所唱出的心聲如何成為、甚至代表某種社會變遷的心聲,這個機制尚需更細膩而具體的闡述。另亦有人說,放眼流行樂壇,難以看出年輕一代的音樂人,都是朝向這個路子在走的。若說「草東沒有派對」獲獎具有某種世代交替意涵,頂多只能代表「評審組成」也許正在進行世代交替,於此之外,擴及於更大範圍的解釋,將失諸幻想臆測。

這樣的說法,固然是很平實地就團體組織、程序等實務細節,做出令人信服而謹慎的答案,但也似乎仍缺乏對草東得獎後所引發的、一群(為數不少的)以為自己終將不被看見,卻在這天被看見的人的「共感」。簡單來說,許多人會同意草東確實唱出這個時代下某一群人的聲音。巨觀來說,這個氛圍包含的是絕望、莫可奈何、失落感……而微觀來說,這些心聲便呈現在草東的音樂與歌詞中。然而,這兩者是怎麼接起來的呢?

在此,我要再次不厭其煩地,提起簡妙如的文章〈台灣獨立音樂的生產政治〉。在年復一年的感嘆、狂喜與吵架中,我們當然理解,金曲與否、最佳歌曲與否,實在是具有高度機遇的事,用這樣稍帶學術氣息的眼光去看待,大概有些嚴肅。

不過我想一直提及這篇文章,不只是它的描述接起了上述巨觀、微觀視點間的距離、符合筆者自身所見所聞,更因為從〈島嶼天光〉、〈不要放棄Aka pisawad〉到今年的〈大風吹〉,雖然都具有某些「獨立」的音色,卻再沒比〈大風吹〉更能呼應〈台灣獨立音樂的生產政治〉一文的內容了。

2017年金曲獎,「草東沒有派對」奪下「最佳新人獎」、「最佳樂團獎」,並以《大風吹》奪下「最佳年度歌曲」(美聯社)
「從〈島嶼天光〉、〈不要放棄Aka pisawad〉到今年的〈大風吹〉,雖然都具有某些「獨立」的音色,卻再沒比〈大風吹〉更能呼應〈台灣獨立音樂的生產政治〉一文的內容了。」(2017年金曲獎,「草東沒有派對」的《大風吹》奪下「最佳年度歌曲」。資料照,美聯社提供)

這篇文章所敘述的獨立音樂,將時間斷點設在二○○○年中期,漸漸誕生有別於先前時期(八○年代「熱門音樂」時期、九○年代「地下音樂」時期)、亦是如今展開在我們眼前、為我們所知的「這種」獨立音樂場景。

這個界定下的獨立音樂,有其傳承與模仿,只是做為歷史的後進者,那些反叛的、憤怒的、自毀的乃至反璞歸真的,都已經有人唱過了。然而,當代的獨立音樂,有了與過去最為不同的新變數,就是因為經濟環境變遷所新生的「生產政治」,它是無數「尚未成為音樂人」的年輕人,在生活與物質中掙扎,勉力在數個職場間流連,掙扎著在下班後一息尚存之時,找人練團、勉力用低成本拚出幾個錄音檔的過程。

這種生產政治下的音樂,因而不再只是某種個人式的、特定心聲的傳達,而是將這個時代音樂生產面貌灌注於作品中。它不再只是一條魯蛇透過唯心的歌詞嘶吼、而是魯蛇們共同「在現實空隙中做音樂」的物質經驗,展現了他們生活方式的選擇。

身邊皆玩團,少有成為全職樂手者

根據幾年前的估計,在台灣有原創作品、且可以表演的樂團,保守已達上千團之譜。這幾乎讓年輕人身邊都有幾個「玩團的朋友」,卻也少有成為全職樂手者。有些人身兼多職,或隱身廣大的三六五行間,白天大家各自有不同的場域和挑戰,晚上則在各個角落做著同一個音樂夢、甚至互相代打、掩護,因而創造出一個非常具有社會基礎的共感。

這種生產政治邏輯,也不只局限在獨立音樂。從《端傳媒》提出「斜槓青年」概念,到前幾天讀到對於《台北物語》演員張哲豪的專訪:「……他的正職是廚師,工作的餐廳員工有八成都是演員……留在餐廳是為了生計,也是為了演員夢:『如果有演出,大家比較願意互相調班。』張哲豪不是特例,苦熬等機會的演員群聚在大台北地區咖啡館、餐廳當兼職,『就連得過金鐘獎的學妹也得這樣打工養活自己。』」這世代的各個創作領域,大抵都呈現同樣的風景。

產生集體且具有代表性的聲音

而從這個角度,就可以瞭解草東所引發的「共感」來源,因為這些頗具社會統計意義的人所做的音樂,不只是在同樣的心情下創作出來的,也是在同樣的日子與方法中創作出來的。草東也經歷過要借人、換人、代打等圈內通稱為「軋團」的階段,當然整個想像中的音樂共同體,也因為這樣物與人的交流,產生集體且具有代表性的聲音。

草東仍是相對幸運的,比起其歌詞敘事的消極氣息,他們也有著成熟、具生命力且深謀遠慮的製作人,在面對產業結構變遷的挑戰與捕捉時代的心聲間,取得中庸的平衡。

「我想要說的/前人們都說過了/我想要做的/有錢人都做過了」,但是反過來說,「我正在掙扎的,這些人都還沒掙扎過」。如何將這種具有一定人口基礎的共感,轉化為創作資本、面對市場卻又不失世故與靈活,這是他們成功之處,或許也就是這個世代將要解開的新題目。

*作者為音樂工作者,同時現任民進黨媒體創意中心主任一職。本文原刋《新新聞》1582期,授權轉載。

➤更多內容請看新新聞

➤購買本期新新聞

➤加新新聞LINE好友

喜歡這篇文章嗎?

楊緬因喝杯咖啡,

告訴他這篇文章寫得真棒!

來自贊助者的話
關鍵字:
風傳媒歡迎各界分享發聲,來稿請寄至 opinion@storm.mg

本週最多人贊助文章

你可能也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