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國源專欄:守秩序一定好嗎?

2017-06-29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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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認為守秩序而造成福島核災? 圖為日本311東北大地震、福島核災受災區,浪江町一景,小學走廊學生的物品甚至來不及帶走。(盧逸峰攝)

有論者認為守秩序而造成福島核災? 圖為日本311東北大地震、福島核災受災區,浪江町一景,小學走廊學生的物品甚至來不及帶走。(盧逸峰攝)

守秩序的文化讓日本擁有乾淨的生活環境、井然有序的社會步調、勤勞有禮的人民,以及寶貴的工匠精神。不過,卻有學者批評,日本民眾反射性的服從命令,「製造」出福島核災。

工業革命以後,全球多數國家對守秩序的偏好大增,使其幾乎成為一種普世價值。確實,社會中的個人透過遵循群體行為規範(如法律、約定俗成的社會教條),有效推動社會進步,且秩序本身具有可預期性,使人們寄予信賴而形成社會穩定。但守秩序是否必然有持續的正面效益,值得商榷。畢竟守秩序亦有不小的「成本」,日本遲遲無法擺脫「失落的二十年」即與此有關。

眾所周知,守秩序的文化讓日本擁有乾淨的生活環境、井然有序的社會步調、勤勞有禮的人民,以及寶貴的工匠精神。這是外國旅客喜愛日本的主因之一,亦是二○一一年東日本大地震重創交通、電力正常運作之際,在人口逾一千三百萬的東京,竟可見到民眾不顯混亂,安靜依循相關疏導的關鍵。相對的,日本也投入大量心力建置許多組織與規範,以維繫社會秩序的工整。例如日本有四十多項垃圾分類規定,民眾手帕丟棄前沒洗乾淨,將收到檢查志工的嚴厲警告。同樣情形也發生在以嚴謹著稱的德國。

這種守秩序文化充分體現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提出的社會行動觀(social action),亦即社會制度塑造人們的觀念、信仰和價值,並控制人們的行動。問題是日本守秩序文化過於根深柢固,讓韋伯所強調的許多個體合作、競爭和衝突將具有修正社會制度之效果,難以顯現。甚至因經濟長期低迷,而懼怕混亂與改變,反而強化了社會對秩序的執著,不僅扼殺了創造力、表達異見與改變的勇氣,讓社會愈來愈僵化,亦助長利益團體持續壟斷社會資源。受日本政府委託調查福島核災的東京大學教授黑川清便痛批,日本民眾反射性的服從命令,不敢質疑權威、墨守成規、集團主義及島國心態,「製造」出福島核災。

20170421-日本311東北大地震、福島核災受災區,浪江町一景。(盧逸峰攝)
20170421-日本311東北大地震、福島核災受災區,浪江町一景。(盧逸峰攝)

麻煩的是,日本還有「唯自家秩序才是寶」的迷思。這種迷思曾帶領日本打造出電子業的輝煌,卻又在資通訊科技快速發展下,孤立隔離於全球,使索尼(Sony)、夏普(Sharp)等大型企業錯過商機,落得出售事業體與股權的窘境。

守秩序必要嗎?當然!但要先弄清究竟遵從了何種準則下的秩序、代價有多大。誠如《亂好》(A Perfect Mess)兩位作者亞伯拉罕森(Eric Abrahamson)與佛瑞曼(David Freedman)所言,「適度」混亂的人、制度和系統比高度有序的,更有效率、彈性與創意的情況也不少見。因此,人們應開放地看待生活和制度各層面的混亂,並思考哪些混亂可被接納。

*作者為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董事長、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榮譽教授、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本文原刊新新聞1582期,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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