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曉紅觀察：英國國會大選─柯賓之風改變了英國政治景象

六月八日英國大選那天晚上，坐在電視螢幕前等待選票分析的民眾，都不太敢相信投票所外的民調(exit poll)預測：「工黨將贏得266個席次，保守黨將得314個席次，過不了所有席次(650)的半數，因此將是懸峙國會(hung parliament)。」投票所外頭的民調不見得都準確，工黨領袖柯賓(Jeremy Corbyn)的支持者雖都充滿希望，同時深怕失望，多抱着謹慎態度觀看選情報導。從晚上十點投票所關門起，全國上下各地區的選票結果一一揭曉，凌晨一點半，當保守黨預計要贏得的地區，一個個讓工黨贏得之時，大家才敢做想民調的接近事實。到了清晨六點，我們終於能確定這不會改變的事實：保守黨僅得到318個席次，工黨贏得261席次，結果是懸峙國會。英國各界都不曾料想到，左派的柯賓竟會能為這個自一九九七年之後就未能贏得新席次的工黨，帶來了重新執政的可能。

對許多英人來說，六月八日這次國會大選是他們有生以來最戰戰兢兢，得失關己的一次選舉。當首相梅伊四月十八日那天突然宣佈大選之時，大家的第一個念頭是：柯賓完了，工黨完了，英國的反對勢力完了。梅伊要在此時大選，就是要剷除異己，給予自己正當性，全面瓦解柯賓之下的工黨，瓦解任何的改革契機。

而這次大選真是風風雨雨，短短的數周選戰期間，就有兩起恐攻事件，造成人心惶惶，為大選動向帶來許多變數。而對多數選民來說，這回大選是一場真正的選舉，和過去截然不同：在工黨黨魁柯賓領導下，選民這回終於可以分辨工黨和保守黨之間的差別了。如選票結果顯示，英國選舉回到了以主要兩大黨為主的局面，這正是因為在柯賓領導下，工黨的政策提綱完全有別於保守黨。

工黨這一路是怎麼走過來的？在柯賓成為黨魁以前，多年以來，工黨曾背棄初衷，遠離了它的階級根基。自布萊爾時代，就推出所謂「第三道路」，揚言要劈出在左派和右派中間的路線，他們認為那是」「群眾」能跟隨的路線。什麼樣的群眾，是當時「第三道路」所針對的呢？他們在過去一九九零年代被戲稱為「開蒙德歐車的人」(the Mondeo man，蒙德歐大型家庭轎車是艾薩斯郡這個地區許多人愛開的車)，指的就是來自勞動階級家庭背景，父輩都是忠實工黨選民，而這一代開始累積財富，往社會階梯上爬的這群人。 （相關報導： 英國國會大選》重挫梅伊豪賭、改變英國工黨的老左派柯賓 ｜ 更多文章 ）

這個稱呼來自布萊爾的一次經驗：他在選舉造勢期間曾在街上碰到一位在房外洗車的男士。那人告訴布萊爾，他是個電器工程師，自僱人士，來自勞工家庭，住在國民住宅裡，過去都是投工黨的票。但這幾年來他以辛苦掙得的積蓄，向地方政府買下了自己住的國民住宅，成為擁有房產的人。如今他也買了車。生活過得越來越好。他問布萊爾，工黨能為他做什麼？布萊爾當時就在工黨大會裡談到這位「開蒙德歐車的人」，說「他的一番話道出了工黨的困境」，「他的本能是要過更好的生活，而他認為工黨的本能是要去阻擋他。」這位「開蒙德歐車的人」就這麼成為布萊爾「新工黨」的開啟象征，這個選民群體當時就成為布萊爾新工黨的爭取選票的對象。

布萊爾時代的工黨當時就曾這麼說：「如果能贏得這些人(「開蒙德歐車的人」)的選票，就能贏得選舉。」一九九七年在最低的投票率下，布萊爾贏得大選。艾薩斯郡的許多中間選民當時都支持布萊爾的新工黨，因為它不多抽稅，一切保持現狀。對當時的新工黨來說，你必須要仿傚保守黨政策，才能從「開蒙德歐車的人」那裡贏得選票。(而布萊爾時代過去之後，這些中間選民轉向支持保守黨。)

在布萊爾贏得大選接下來的十年期間，新工黨的「第三道路」為勞工階級帶來的，只有加速傳統產業的衰頹。去工業化，以及投資建設的缺乏，導致了勞工社區的蕭條，特別是中北部城鎮的許多勞工社區。這些原本都是傳統工黨的基層選民。另外，布萊爾的「中間路線」期間，英國參與了美國主導的伊拉克戰爭，造成了伊拉克人民無盡的苦難，也種下了日後恐攻危機的導因。親美的布萊爾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呼應着他在國內種種政策對勞工階級的背棄，最終造成勞工階級對工黨希望的破滅。在一九九七年到二零一零年之間，工黨失去了上百萬的勞工階級選民。

但在這些後工業的社區裡，對工黨徹底失望的勞工階級選民，並未立刻成為保守黨的選民。二十一世紀初的他們，對柴契爾主義帶來的一切仍記憶猶新。所以他們許多人放棄投票權，有些人開始往右走，開始接觸極右黨派，如當時的英國國家黨。當時的許多勞工選民不願支持保守黨的卡梅倫，視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布萊爾如出一轍。這些選民體驗過過去三十多年來，包括布萊爾期間的產業蕭條，青年失業率偏高，而二零一零年的卡梅倫同樣不顧他們生計，大肆施行緊縮政策。許多這些選民在二零一零年後都轉向支持英國獨立黨，它提供了最簡單的答案，「一切都是移民造成的」。他們視它為「替人民說話」的政黨。

到了上回大選時，工黨首相候選人密理班(Miliband)仍向保守黨政策靠攏，不反緊縮政策和醫療體系的私有化，且同時聲稱要消減移民，討好中間選民。而中間選民並沒有被討好：他們支持的政策，在保守黨那裡都包了。同時，密理班在許多傳統工黨選民眼裡，是個軟骨頭的，沒自身主張的候選人。在勞工選民眼中，他根本不代表他們的利益。(象征性地，他連「平民食品」培根三明治都不知道怎麼吃。) 當時密理班象征的，是工黨選民的「認同危機」：究竟工黨政策和保守黨哪裡有差別？

二零一五年大選工黨挫敗後，有些國會議員提名柯賓參選黨魁的選舉，目的是要擴大工黨內政治辯論的範圍，他們當時並沒有意料到，柯賓會贏得黨魁選舉，成為工黨領袖。柯賓的當選黨魁，當然為左派帶來難得的契機。可惜的是，脫歐公投的到來，對柯賓和左派的機運造成阻礙。上面說到的後工業社區裡的勞工階級選民，在反移民情緒激蕩下，多成為脫歐的選民，這些社區也成為所謂的典型「脫歐地帶」(Brexitland)。保守黨的強硬排外政策，特別是在公投前後，讓他們之中許多人轉向支持保守黨(這也解釋了英國獨立黨在公投後逐漸瓦解的原因)。 （相關報導： 英國國會大選》重挫梅伊豪賭、改變英國工黨的老左派柯賓 ｜ 更多文章 ）

柯賓的到來，對保守秩序形成了最大的威脅。在過去兩年來，柯賓可說是工黨右派的惡夢成真，他主張的一切，都是要帶領工黨回到黨的根基：勞動階級。自柯賓成為黨魁，工黨右派就不斷對他攻擊誹謗，要他下臺。柯賓這兩年來也一直是主流媒體的攻擊對象，自二零一五年夏天至今，主流媒體都沒有停止過它對柯賓的負面形像塑造，稱他是「無法被選上的」(unelectable)過時的左派，說他將帶領工黨走向潰敗和衰落。

這種媒體形像塑造，影響最大的是所謂「中間選民」，也就是許多上層的勞工階級選民。我自己多次曾在與一些英國選民聚會之時，觀察到他們對柯賓政策抱持的負面態度。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莎倫和她丈夫。她倆來自勞動階級家庭，莎倫未受過大學教育，沒有教師執照，在小學裡當教師助理﹔她丈夫從事信息技術，多年後昇到了小經理的職位。他們多年奮鬥，把兩個兒子帶大，在倫敦郊區買了三房兩廳的房子。進到他們家，你在客廳牆上看不到藝術作品或擺飾，倒是有個三十二寸的大型電視。廚房後面是個擴建的溫室，再後面是個花園。他們以他們擁有的為傲，這是他們辛苦經營出來的家。他們要護衛他們得來不易的所有，他們要子女繼續受惠於他們辛苦累積的財富。

他們就是所謂「焦慮的，急着往上爬的勞動階級」(anxious aspirationals)。他們最怕的，就是改變現狀。他們必會抵制任何可能帶來社會變動的政策。他們是柴契爾主義裡的英雄 -- 他們代表了個人主義的勝利。柯賓所代表的一切，對這個選民群體來說風險太大。

我和莎倫和她丈夫這樣的中間選民談聊多次。他們雖會承認在某些方面柯賓的政策會有利於他們，比如基本工資，比如拯救醫療保健制度等等政策，但他們卻不認同柯賓代表的未來 -- 一個財富分配較為平均，社會較為平等的未來。因為那對他們長年以來的累積，以及他們未來可能會擁有的，並不會有好處。比如，莎倫她丈夫的年薪雖不到八萬鎊，但未來昇職後就會受到柯賓稅收的影響。他們看不到，也關心不到他人的未來：他們的兩個兒子不需擔懮住房問題，那是他倆多年奮鬥為兒子掙得的。在莎倫看來，他人的缺乏是他們沒有努力的結果。

莎倫擁護的是保守黨，因為它代表着既存秩序，它會護衛這秩序。莎倫夫婦認為，他們的所有，只有在這樣政府的執政下才能得到保障。莎倫也是在這保護既有利益的前提下，去年投票脫歐。在飯桌上談聊時，她倆會對我強調，投票脫歐並不代表他們是種族主義者。而同時，她倆完全支持保守黨的移民政策，並將難民和恐攻危機劃成等號。莎倫夫婦的思想和選舉傾向，可說是「焦慮的，急着往上爬的勞動階級」的典型。這個選民群體，也最缺乏資訊接收的判斷力，容易跟着大眾媒體走。上周勞伯若(Loughborough)大學的資訊與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份調查即顯示，英國銷售量居最前的各大報，對工黨柯賓個人和政策的批判最多。除了《鏡報》之外(它有關工黨的報導正面較負面多)，其它所有大報對於工黨和柯賓都是以負面報導為主。以上這個選民群體一般是右翼大眾報《標準晚報》，《每人郵報》和《電訊報》的讀者。

而在工黨右派和主流媒體的圍剿環境下，柯賓靠着草根力量，突破重圍，兩次當選黨魁。在這次國會大選中，柯賓同樣一直在試圖突破媒體的圍攻，很不容易地，在短短的數周內，他以「直話直說」(straight talking)的誠懇清明的政治家姿態，打出了自己的新形像，為工黨扭轉了不利情勢。 （相關報導： 英國國會大選》重挫梅伊豪賭、改變英國工黨的老左派柯賓 ｜ 更多文章 ）

柯賓于五月十六日宣佈了工黨的選舉宣言，稱它是「為多數，而非少數人」的政策，成為有史以來最受矚目的政黨選舉宣言。對許多人來說，它是勞工階級的夢想成真：基本工資大幅上漲到每一小時十鎊，並使「零時工時」成為非法，五百萬名以上的勞工權益將得到基本保障﹔年輕人上大學免學費(目前大學生每年學費高達九千鎊)，使年輕一代不再負債纍纍，恢復那些已被保守黨除去的教育補助金(稱EMA，針對中低薪家庭的子女，補助金過去是每周三十鎊)，致使貧窮家庭的子女也能享有平等教育機會﹔選舉年齡降低到十六歲，拯救全國醫療保健制度，每年額外六億鎊資助醫療保健，廢除保守黨二零一二年的‘健康與社會保健法’(該法案使得私有化加深)﹔每年建蓋十萬戶國民住宅，並為無家可歸者建蓋四千戶住處﹔以上種種將由加重高薪階級的稅收(特別是全國最富的百分之五人口)以及私人醫療保險的稅收那裡來負擔。

這些政策很大部份是要逆轉保守黨政府下的緊縮政策。自二零一零年起，緊縮政策加速了勞工階級社區的貧窮化，對以上所說的後工業社區造成極大影響。知名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喬瑟偌安基金會(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研究報告指出，過去七年來地方前線公共設施的經費裁減日益增加。英格蘭的地方政府資源緊縮，特別是在二零一零到二零一一年間，以及二零一五到二零一六期間，地方政府的消費能力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七。

經費裁減最受影響的部份是社會養護設施。最需要，最依賴這些服務設施的群體，如低薪家庭的老年人，殘疾人士和兒童，受到的打擊最大。在英格蘭，有百分之三十三的人口居住在最貧困的百分之十的地區，特別是前述的中北方社區。根據喬瑟偌安基金會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央政府裁減公共經費的對象，特別是社會養護設施經費的裁減，都是針對低收入和弱勢人口集中的地區。在社會養護設施上，最貧困的這些地區遭受經費裁減平均每人220鎊，而在那些最富裕地區，社會養護設施的經費裁減卻僅平均每人四十鎊。

這次選戰中保守黨民意支持度的下降，原因之一也正是保守黨選舉宣言裡的社會養護政策。它要那些患有長期疾病的老年人負擔家庭看護稅(俗稱"dementia tax"，因為它對失智老人的影響最大)，無法負擔者過世後也需以財產償還費用。這對許多勞動階級家庭來說，會是最沉重的負擔。保守黨選舉宣言公佈後引起許多民意反彈，以致首相梅伊在一日後立即政策「大轉彎」，向選民宣佈「老年人家庭看護費用的償還，是有上限的」。她卻沒有向選民解釋，這上限究竟是什麼數目。

同時，保守黨聲稱要在接下來十年中「結束赤字」，也就是說，緊縮政策會不斷持續下去。這種極不平均的經費裁減，將持續這樣的情況：那些最需要公共經費的地區，會越來越匱乏，越來越蕭條。這種不斷持續的地區之間的不平等，長期早已醞釀出「倫敦精英vs中北部工人階級」的情緒。「被都市政治精英遺忘」的階級怨憤，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轉移到「外來者」身上。工黨那些執行裁減的地方政府，多年來也是這些地區人民怨憤的對象。柯賓的政策多針對這些社區，意圖重新分配資源，護衛勞工利益。柯賓並試圖逆轉英國仇外的移民政策，在選舉宣言中聲稱將去除保守黨的家庭移民政策中的薪資規定，並將保障在英的歐盟勞工的權益。而同時，由於工黨右派和右翼工會的壓力，柯賓和他的隊伍並未能堅持歐盟勞工的自由遷徙權，對於各項移民議題，多處於被動地應對位置。但雖如此，柯賓之下工黨的移民政策已與過去大為不同，強調移民的貢獻﹔在他之下，民間社會對移民權益的爭取也將會有更大的空間。 （相關報導： 英國國會大選》重挫梅伊豪賭、改變英國工黨的老左派柯賓 ｜ 更多文章 ）

總的來說，柯賓政策的進步之處，在於捍衛公共資源，全國醫療保健，以及社區的去貧窮。多年來，後工業社區的貧窮化，已造成了「糧食銀行」(food bank)的普遍化。社會福利津貼的裁減，與「糧食銀行」(food bank)使用者的人數增加之間成正比。據《英國醫學學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研究指出，對「尋職者津貼」每一百分比的裁減，都相等于0.09百分比的「糧食銀行」的使用增加。從二零一四年至今，全英已有一百萬以上的人口在使用糧食銀行，其中包括三十九萬名兒童。（請參考風傳媒〈二十一世紀的英國：糧食銀行〉一文）

二零一六年容尼米德信託(Runnymede Trust)的研究報告也指出，在英國，婦女，少數民族，以及特別是少數民族婦女，受到緊縮政策的影響最大。這種不平均的影響會持續下去，因為少數民族婦女多在(最易受到緊縮政策影響的)公共部門裡低薪的行業裡就職。

柯賓的政策就是要改變前述狀況。他道道地地的歐洲社民原則，在英國議會政治裡是破天荒。這些政策以年輕人和勞動階級之中的最弱勢者為中心，讓最富者回饋社會。這是十分振奮人心的政策，在大選公佈的兩周內，就有七十多萬名年輕人(十八歲到二十四歲)登記投票。因此，即使在主流媒體的長期反柯賓的情勢下，柯賓在一般年輕選民之間的受歡迎度，自大選公佈後短短的數周內日益看好。許多年輕音樂家，特別是好幾位知名的敲擊樂手，這數周以來在社會媒體上不斷出來支持柯賓，並說服年輕選民出來投票。這些年輕音樂家多來自城市裡的少數民族社區，過去沒有接觸政黨政治的經驗，對政治精英有高度的不信任感。其中有一位敲擊樂手名為Akala，他表示他這輩子從未投過票，更從未想要投票給工黨。對他來說，主流政黨都是大同小異，不代表他的利益。而今日，他卻挺身而出，公開表示支持柯賓。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和其它年輕音樂家多來自經濟資源貧乏，住房問題嚴重的地區，他們因而很能認同柯賓的公宅政策和社會財富較平均分配的社民原則。

這回大選，工黨就是靠着年輕選民打贏這場選戰。十八歲到二十四歲之間的年輕選民的投票率高達66.4%，比二零一五年的大選中年輕選民的投票率(43%)高出很多。有63%的(十八歲到二十四歲之間的)年輕選民投票給工黨，如今工黨成為最受年輕一代歡迎的政黨。比如在Warwick以及Cantebury(它過去向來是保守黨陣地)這樣的大學城，工黨就是依靠年輕人贏得席次。

另外，這次大選與往不同的，是發生了兩起恐攻事件。曼徹斯特恐攻事件發生那晚，不少人預測這將對工黨的選情不利。恐攻通常都是對右翼政黨較有利。梅伊立即試圖統一人心，箭頭向外，高喊打擊恐怖主義，在大街上佈上軍警，擺出強人作風。而柯賓則對恐攻事件做出有勇氣的回應 -- 他提出「反恐政策的失敗」以及「英國外交政策是恐攻的導因」。當時民調顯示，他對外交政策的批判，雖然在英國不是一個「討好」的政見，卻並沒有改變他的受支持度。在曼徹斯特恐攻事件後，民調顯示工黨僅落在保守黨後面百分之五。 （相關報導： 英國國會大選》重挫梅伊豪賭、改變英國工黨的老左派柯賓 ｜ 更多文章 ）

倫敦恐攻事件後，保守黨當局再次統籠人心，強調「英國生活方式」，以「文明衝突論」來加深敵我意識。而英國社會一直有相當的反戰民意。倫敦恐攻事件三天後，《獨立報》頭版稱「柯賓是對的：戰爭導致恐怖主義」。這份報導指出，據《獨立報》的ORB民調顯示，百分之七十五的民眾認為，英國參與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等國的戰事，大為增高了恐攻的可能。此時的民調似乎說明，柯賓的堅持反戰原則，和他的清廉和有原則，已讓他有別于「政治精英」在許多選民眼裡的形像。在柯賓的政策下，工黨搖身一變，成為有別于保守黨的真正反對黨。在柯賓下，工黨成為真正值得投它一票的政黨。

大家都很明白，工黨若要贏得選舉，若要執政，必須贏回的最大選民群體，是它的根基，也就是上面提過的後工業社區裡的勞工階級。他們是學者馬修故溫(Matthew Goodwin)所說的「被遺忘的社區」。我在《憤怒的白人》一書的採訪期間曾認識一位住在北方城市布萊普(Blackpool)的喬治。他在投票日前兩天就這麼對我說：「我對這些政客不存任何冀望。對我來說，他們全都是騙子，小偷。我不會去投任何人的票。」布萊普這個蕭條的地方，過去一直是傳統工黨選區，喬治家裡的人都是支持工黨長大的。而過去新工黨的政策早已讓他們失望至極。政治冷感如今是這裡的普遍現象﹔這裡也有許多人轉向了極右政治。要贏回這些社區裡人們的信任，一直是工黨最艱巨的工作。這些選民早已成為保守黨爭取選票的對象。梅伊這回就在選戰的最後一日造訪東北部地區，再次試圖爭取所謂的「愛國選民」，也就是在傳統勞工階級社區裡支持英國獨立黨或曾投票脫歐的選民。這回保守黨得到英國獨立黨部份選民的選票，因為對他們來說，保守黨是真正的脫歐政黨

而這次大選的選票結果也顯示，保守黨爭取傳統勞工階級選票的策略，並未能達到它的目標。許多傳統的工黨基層社區，已有轉回支持工黨的跡象，比如Darlington，Wrexham，Tooting等地，這些都是保守黨針對的策略選區，如今由工黨贏得。甚至不少英國獨立黨的選民，也轉回投票給工黨。選戰期間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是，在傳統的工黨基層社區裡，大家在這數周內談到的，並不是「誰能帶領英國做最成功的脫歐談判」。首相梅伊所要的大眾對脫歐談判的關注，在選戰期間我們並沒有看到。在這些社區裡，大家關心的多是就業環境，子女未來，住房等問題。柯賓的以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為中心的政策，對這些選民意義重大。在這裡，工黨左派看到了執政的契機。這些傳統工黨基層的勞工階級社區，也是工黨未來需要加緊贏回的地區。

如今，柯賓的政策和理想，不僅摧倒了梅依的權力正當性，更已實實在在地改變了英國政治的景象。它為勞工階級帶來了希望，也指向着未來工黨的發展潛能。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為獨立記者 （相關報導： 英國國會大選》重挫梅伊豪賭、改變英國工黨的老左派柯賓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