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蹤程式在道德上是否「合理」？
向警方發送帶有地理標籤的「自拍照」，以證明他們在家中。新加坡的TraceTogether 應用程式已被約25％的人口下載，遠低於所需的60％。這導致該國引入了SafeEntry 系統，該系統要求用戶使用其國民身份證或通過使用手機掃描QR碼來登錄公共場所。應用程式在收集和存儲數據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例如，他們可能依賴於澳大利亞和新加坡那樣的「集中式」系統，或者像德國和意大利那樣「去中心化」的系統。集中式應用程式將用戶手機收集的假名數據發送到中央數據庫，該數據庫由例如國家衛生局控制，與之進行通訊錄匹配。分散式方法改為匹配用戶設備上的聯繫人。
「集中式」數據遭強烈批評，「分散式」應運而生
哪些道德因素應優先考慮。在實踐中，將需要權衡。這些將取決於不同地區的法律，價值，態度和規範，以及病毒和現有技術的傳播和規模隨時間的變化。例如，在韓國這樣的智能手機普及率較高的國家/地區，如果部署的應用程式不完全符合「應在盡可能多的手機上工作」的規定，則從道德上講是合理的。在2018年，韓國有95％的人擁有智能手機。但是在日本（66％的人口擁有智能手機），這可能就不太合理了。同樣，昨天某一處在倫理上合理的事情，明天可能並非如此。例如，在約300名專家簽署公開信強烈批評「集中式」方法之後，德國從「集中式」應用程式轉移到「分散式」應用程式。在蘋果和Google宣布支持分散式應用程式的計劃之後，義大利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新加坡可能會效仿。它的集中式TraceTogether 應用程式是在Apple-Google界面可用之前開發的，開發人員現在正致力於使其兼容。還必須考慮應用的實施策略和影響。在紙面上看起來不錯的東西實際上可能無效。澳大利亞的COVIDsafe 應用就是這種情況。
一款無用的跟蹤程式也是徒勞無功的
跟蹤程式的失敗可預見的將來會破壞公眾的信任。政府，開發人員和部署人員必須確保新冠跟蹤程式能夠令人滿意地解決以上提出的道德問題。不良的應用程式應該考慮替代方案。不過，倘若僅僅出於道德考慮，而推出一款無用的跟蹤程式也是徒勞無功的。雖然這是兩難的問題，但我們必須清楚，即使在危機中，一切嘗試如果忽略了實際成本（包括對基本權利自由的嚴重和長期損害），那麼人肉搜索帶來的災難，比起疫情，不會更小。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