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公共衛生系今年預計招23人，結果吸引1314人報名，比醫學系、電機系還多，校方推估是因疫情讓公衛領域受重視。本來公衛系無論大學錄取的排名、未來就業的社經地位都不如醫學系及醫學院其他科系，這次因為新冠突然受到學子及社會的尊重，這個可喜的現象正在提醒我們，一個醫師，不論未來從事哪個專科，都應該要有公共衛生的素養及訓練，未來的醫學教育在教育方針上應該為此有大翻轉。
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教導民眾如何打掃居家衛生
這個新聞讓我想起兩件事 : 第一，當我還是一個歷史系學生的時候，我在淡江大學文館台灣史研究室，為了寫一篇論文<日據時期台灣的新聞政策>，一頁一頁翻考《台灣民報》及《台灣新民報》影本，無意間看到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先生投稿給《台灣民報》的文章，寫的竟然是教導讀者如何打掃居家及環境的衛生，而且一寫好幾篇。當時的杜聰明先生已經是一位毒蛇專家，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教導民眾如何做好居家及公共衛生，大大地啟發一個歷史系學生。
醫學院學生的公共衛生教育必不可少
第二，幾年前我讀到一本書，馬秋莎(Ma Qiusha)的著作 《改變中國 : 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Change china :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Century-long Journey China)。書中提到洛克菲勒基金會1915年在中國創立協和醫學院後，到了1920年代後期，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中國的慈善事業有了大轉變，基金會同意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建立公共衛生系，為發展中國公共衛生教育做出劃時代的貢獻。 被稱為「醫學布爾什維克」的公共衛生專家蘭安生（John B. Grant，1980-1962）和協和醫學院畢業生，後來被稱為「中國公共衛生之父」之稱的陳志潛一起在中國定縣的鄉村建設試驗，他們把西醫知識發展為適合中國農村情況的醫療制度。
蘭安生到達北京時，第一批協和醫學院的學生剛剛進入二年級，當時無論是協和的教學大綱還是教學實習都完全沒有公共衛生的內容。在蘭安生的社會醫學哲學中，一個重要觀念就是預防與治療在醫學中的一致性，對他來說，醫學院學生的公共衛生教育必不可少。蘭安生回憶說， 他剛到協和時，由於第一批學生還沒有畢業，沒有人知道他們畢業後的去向。「我當時感到，如果這些學生私人開業，他們將到那些完全沒有公共衛生設施的社區工作，所以，協和的學生應該有足夠的訓練，如此他們便可以成為社區領袖，指導社區在有組織的衛生保健上採取最初的適當步驟。」在他的要求下，基金會同意了在協和建立「公共健康與衛生系」（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and Hygiene, 1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