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定今年十月將全面換發新版數位身分證（eID），據悉，由於國際間新冠疫情嚴峻， 國外的高防偽PC晶片卡製作技術無法及時引進 。內政部宣布，數位身分證換發時程將延期。數位身分證的換發，其資安問題一直是許多專家及公民團體的討論重點。超過百位的專家學者連署反對全面換發晶片身分證，其中不乏資安廠商如趨勢科技與奧義智慧科技的研究員、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甚至還有負責國家資安管理方針的總統府諮詢委員李德財。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個資保護的相關配套法律，還有許多的疑慮。
雖然政府一再表示，新版數位身分證將只載入特定識別的個資，但是現代科技完全可以做到「楚門的世界」，使任何一個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數位身分證可以變成一個電子鐐銬，追蹤每一個人的行蹤軌跡，不只形體逃不了，連人體裡的DNA，各種生理成分都可以被輕易窺見。
新冠肆虐以來，大家都輕易地把自己的生理個資，包括把個人的行動遷徙軌跡雙手奉送給政府或機構建立的「大數據」。《自然》(Nature)期刊2020年6月4日出版，由英國牛津大學牛津互聯網學院傑西卡·莫利（Jessica Morley）的研究團隊發表的<新冠跟蹤程式的道德準則> (Ethical guidelines for COVID-19 tracing apps) 很仔細地討論世界各國在新冠疫情期間，運用「跟蹤程式」追蹤可能染疫的人的現況，並且呼籲開發這種「人肉搜索」的軟體，應該持守「道德準則」。
跟蹤威脅隱私、平等和公平，必須加強道德監督
新冠跟蹤程式都做了甚麼？他們會在大家的手機上運作，告知他們已經與感染病毒的人在一起。然後，被通知的人應根據當地法令進行回應，例如隔離自己。及時提示疫情是防疫的關鍵，因為病毒的潛伏期長達兩週1-4。但這些透過通知app的干預是有代價的，它必須收集敏感的個人數據，可能會威脅到隱私、個人平等和社會的公平。即使新冠追蹤程式是臨時的，但在技術上，跟蹤技術也可已是永久建立存在，而造成社交互動記錄被公開的風險，並且這些記錄幾乎無法完全被控制。因此，加強道德監督至關重要。到目前為止，這些關注點都集中在隱私權上。雖然一些政府已承諾保護數據隱私，但蘋果和Google看到大家的顧慮，正在開發一種通用界面，以支持不需要中央數據存儲的應用程式，不會被政府永久使用，但也能達到「追蹤」目的。
跟蹤程式開發的16個必要條件
當人們與攜帶新冠病毒的人接觸時，系統會迅速透過手機提醒人們，這種技術將是使這疫情得到控制的有效策略之一。當前，全球至少有47個跟蹤程式可用。例如，它們已在澳大利亞，韓國和新加坡使用。還有許多其他國家的政府正在測試或考慮使用這種技術。英國牛津大學牛津互聯網學院的研究團隊提出了16個問題，以評估聯繫追踪應用程式在道德上是否合理，以及評估程度如何。這些問題可以幫助政府、公共衛生機構和提供者開發符合道德規範的應用程式。這些評估標準十分全面，據說已經為法國所接受。
道德是很難具體定義及描述的，不過這16個準則，從開發者與使用者諸多面向進行實務上的分析，頗令人折服。政府的專權與專政，經常發生在天在人禍之際，因為此刻民眾很容易在「道德」上，心甘情願地掉入專權政府的陷阱。因此，設計這些準則的團隊建議，民眾必須要求開發跟蹤程式的政府人員回答以下問題。從理論上講，道德應用程式應滿足所有16個因素，答案很可能會引起人們對應用程式是否侵犯個人的自由、是否滿足使用者，以及滿足程度上的分歧，有合理的取捨，並建立監督的機制 :
原則1：這是目的正確的應用程式嗎？
開發的目的，確有必要嗎？
是的，必須開發它以挽救生命（+）。
不，有更好的解決方案（–）。（按 : 跟蹤自然人的行動軌跡是違反憲法規定人民有遷徙自由的權利，除非目的是為了挽救生命，並且沒有更好的辦法，而且有法令的依據，否則不應開發這種軟體。)
開發軟體與否，其與嚴重性的程度是否相稱？
是，情況的嚴重性證明了潛在的負面影響（+）。
不，潛在的負面影響與情況（–）不成比例。（按 : 即使開發追蹤程式確實是為了挽救生命，並且沒有更好的辦法，但必須確定負面情況已經很嚴重，並不得不為。)
開發的跟蹤軟體是否有效、及時、受歡迎和準確？
是的，有證據表明它將奏效，及時，會被足夠的人採用並產生準確的數據和見解（+）。
不，它不能很好地工作，太晚或太早才可用，將不能廣泛使用，並且可能會收集具有誤報和/或誤報（-）的數據。（按 : 如果開發出來的軟體，大家不愛用，甚至拒絕使用，或本身就是一個不高明的軟體，其不能即時準確地反映現況。成事不足，可能敗事有餘，會有被人竊用之虞。那麼，也沒開發的必要。)
原則2：此應用程式的開發方式正確嗎？是暫時的嗎？
是的，有一個明確且合理的日期將停止（+）。
不，它沒有定義的結束日期（–）。（按 : 開發一個追蹤軟體 ，必須要有確實的期限，在開發目的達成或消失，就要關閉這個軟體，不能無限期延用。)
被追蹤者是自願安裝這個監視自己行動的軟體嗎？
是，下載並安裝（+）是可選的。
不，這是強制性的，並且可能因不遵守規定而受到處罰（–）。（按 : 沒有人願意自己的行動被跟蹤，除非可能造成公共衛生的危害，經由政府正式的命令規範必須遵守。 )
是否需要同意？
是的，人們可以完全選擇共享哪些數據以及何時共享數據，並且可以隨時更改它們（+）。
不，默認設置是始終共享所有內容，並且不能更改（–）。(按 : 開發這個追蹤軟體所獲得的跟蹤數據，可以無限上綱的被使用，將傷害被跟蹤者的個人隱私。跟蹤的換為和跟蹤的時間地點，只要符合被跟蹤的目的就可以了，應該提供開放的條件讓被跟蹤著有所選擇。比如被隔離者，其被跟蹤的範圍應該是他離開他的住家之後，他在住家裡個人的行動應該不被跟蹤）。
數據是否保密並保留用戶的匿名性？
是，數據是匿名的，僅保留在用戶的電話上。僅在存在接觸危險的情況下才通知其他已聯繫的人，而不是通知來自誰或何處。使用諸如「差異隱私」之類的方法來確保這一點。網絡彈性高（+）。
不，由於收集和「集中存儲」的數據水平，數據是（可重新識別的）。（按 : 被追蹤的人是誰，大家都看得見嗎？軟體沒有設定「差異隱私」來區隔不同的被追蹤者，用來保護大多數人的隱私嗎？）
原則3：此應用程式的功能充分嗎？
用戶可以刪除數據嗎？•是的，他們可以隨意這樣做；所有數據將在終點（+）刪除。•不，沒有數據刪除的規定，也不保證可以刪除（-）。(按 :這個追蹤軟體的數據一旦儲存，如果當事人被追蹤的理由有所變更，自己不能主動更新嗎？被跟蹤的理由，並不是經法院判決的「犯罪事實」，當事人不能刪除不對或不適切的數據嗎？）
是否定義了數據收集的目的？
是的，明確地；例如，提醒用戶他們遇到了潛在的感染者（+）。
不，沒有明確定義數據收集的目的（–）。（按 :這個追蹤軟體為什麼跟蹤當事人的目的及理由，當事人真的已經清楚了解了嗎？)
目的是否受到限制？
是，僅用於跟蹤和跟蹤新冠（+）。
不，可以定期更新以添加擴展其功能（–）的其他功能。（按 : 開發這個追蹤軟體數據收集目的的定義，是否明確而不會被擴張解釋？)
它僅用於預防嗎？
是，它僅用於使人們自願限制傳播（+）。
不，它還用作護照，使人們能夠要求福利或重返工作崗位（–）。（按 : 開發這個追蹤軟體，其數據結果是否可以作為當事人未來重返工作的「健康護照」作為有公信力的證明？ )
是否用於遵守規定？
不，它不用於強制執行行為（+）。
是，不遵守可能導致罰款或監禁（–）等處罰。（按:這個追蹤軟體 的數據，可否導出結果，指證當事人沒有遵守被追蹤的義務，而因此遭到罰款或監禁？）
它是開源的嗎？
是，該代碼可公開查看，共享和協作改進（+）。
不，源代碼是專有的，並且未提供有關源代碼的信息（–）。（按 :這個追蹤軟體 是大家都可以瀏覽的嗎？它會不會採行使用者的意見對軟體加以修改？）
每一個人是否同樣可用轉體運算出來的數據結果？
是的，它是免費的，並已分發給任何人（+）。
不，它僅任意分配給某些（–）。（按 :這個追蹤軟體 的運算結果，是給大眾免費取得的嗎？還是只給特定人？）
數據對大眾是否同樣容易獲得？
是的，即使對於天真的用戶，它也是用戶友好的，並且可以在最大範圍的移動電話（+）上使用。
不可以，只有具有特定設備並且具有足夠的數位技術教育（–）的人員才能使用它。（按 : 這個追蹤軟體的使用介面是對大眾都友善容易使用的嗎？還是必須有IT技術的人才方便使用？ )
是否有退役過程？
是，有一個關閉過程（+）。
不，沒有適當的政策（–）。（按 : 追蹤軟體一旦確定要關閉，是否有關閉前的預備動作，比如提供被追蹤者下載軟體上的個人資訊，以便作為日後的證明之用？）
蔡英文、李登輝、馬英九也都要植入追蹤軟體
為了匆忙平息這一流行病的過程中，不應忽略道德和社會考慮。以上16個「人肉搜索的道德準則」雖鉅細靡遺，特別要提起的是幾個具道德精神指標的原則。例如，在平等原則下，跟蹤程式應該對任何人都可用並且可以探訪的，比如蔡英文、李登輝、馬英九也都要在它們的手機上植入這個追蹤軟體。
跟蹤程式應該與所需的技術或其數字素養水平無關。然而，許多應用程式僅適用於某些手機。例如，澳大利亞沒有計劃使其應用程式與使用比Apple iOS 10或Android 6.0 早的軟體的手機運行。在英國，大約五分之一的成年人不使用智能手機，因此可能會被排除在數位聯繫追踪程序之外。
不考慮其廣泛的道德和社會影響而推出應用程式可能是危險、代價太高且無用的。例如，顯示兩個人的手機附近的藍牙信號並不是感染風險的特定指標，因為兩個人可能在同一個空間中，但在物理空間上例如被牆壁隔開。此類應用程式倘若產生大量誤報，可能會導致不合理的恐慌。而針對誤報的最小限度保護（人們未使用應用程式來報告自己的不適）也可能會激發他人的錯誤安全感，並增加感染的風險。
跟蹤程式失敗的最大原因是民眾可能會拒絕違反隱私、平等性和公平原則的應用程式。不要以為所有的強制性法令，一定可以達成跟蹤的目的，一旦被跟蹤者有意逃避這個系統，確有千百種「小動作」來「忽悠」這個「祕密警察機器人」。一旦民眾對這個跟蹤染體產生反感，這將挫敗開發軟體的努力並浪費在開發和部署此類技術上所投入的資源。缺乏道德規範可能會削弱對政府和公共衛生服務的信任。上個月，挪威數據保護局指責挪威公共衛生學院對其接觸式追踪應用程式未進行適當的風險評估時就發生了這種情況。
在必要時不使用跟蹤程式而釀災，反而不道德？
在加快控制疫情的背景下，臨時限制某些個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可能在倫理上是合理的。例如，隔離個人有助於預防疾病的傳播。進一步，也可以說，在必要時不使用跟蹤程式而釀成原本可控的疫情，反而可能是不道德的。但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應用程式的有效性，所追求的目標，系統的類型以及將其部署在其中的環境。
全球各國家和地區正在採取不同的方法。中國的「支付寶健康代碼」應用程式為每個用戶分配了一個數字QR代碼，該代碼以紅色，琥珀色或綠色表示顏色，以指示此人的隔離狀態，從而指示其四處走動的能力。在香港隔離的人必須戴上電子手環，才能通過應用程式與地方當局分享他們的位置。波蘭要求公民從海外返回後自我隔離14 天等。
跟蹤程式在道德上是否「合理」？
向警方發送帶有地理標籤的「自拍照」，以證明他們在家中。新加坡的TraceTogether 應用程式已被約25％的人口下載，遠低於所需的60％。這導致該國引入了SafeEntry 系統，該系統要求用戶使用其國民身份證或通過使用手機掃描QR碼來登錄公共場所。應用程式在收集和存儲數據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例如，他們可能依賴於澳大利亞和新加坡那樣的「集中式」系統，或者像德國和意大利那樣「去中心化」的系統。集中式應用程式將用戶手機收集的假名數據發送到中央數據庫，該數據庫由例如國家衛生局控制，與之進行通訊錄匹配。分散式方法改為匹配用戶設備上的聯繫人。
「集中式」數據遭強烈批評，「分散式」應運而生
哪些道德因素應優先考慮。在實踐中，將需要權衡。這些將取決於不同地區的法律，價值，態度和規範，以及病毒和現有技術的傳播和規模隨時間的變化。例如，在韓國這樣的智能手機普及率較高的國家/地區，如果部署的應用程式不完全符合「應在盡可能多的手機上工作」的規定，則從道德上講是合理的。在2018年，韓國有95％的人擁有智能手機。但是在日本（66％的人口擁有智能手機），這可能就不太合理了。同樣，昨天某一處在倫理上合理的事情，明天可能並非如此。例如，在約300名專家簽署公開信強烈批評「集中式」方法之後，德國從「集中式」應用程式轉移到「分散式」應用程式。在蘋果和Google宣布支持分散式應用程式的計劃之後，義大利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新加坡可能會效仿。它的集中式TraceTogether 應用程式是在Apple-Google界面可用之前開發的，開發人員現在正致力於使其兼容。還必須考慮應用的實施策略和影響。在紙面上看起來不錯的東西實際上可能無效。澳大利亞的COVIDsafe 應用就是這種情況。
一款無用的跟蹤程式也是徒勞無功的
跟蹤程式的失敗可預見的將來會破壞公眾的信任。政府，開發人員和部署人員必須確保新冠跟蹤程式能夠令人滿意地解決以上提出的道德問題。不良的應用程式應該考慮替代方案。不過，倘若僅僅出於道德考慮，而推出一款無用的跟蹤程式也是徒勞無功的。雖然這是兩難的問題，但我們必須清楚，即使在危機中，一切嘗試如果忽略了實際成本（包括對基本權利自由的嚴重和長期損害），那麼人肉搜索帶來的災難，比起疫情，不會更小。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