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退役過程？
是，有一個關閉過程（+）。
不，沒有適當的政策（–）。（按 : 追蹤軟體一旦確定要關閉，是否有關閉前的預備動作，比如提供被追蹤者下載軟體上的個人資訊，以便作為日後的證明之用？）
蔡英文、李登輝、馬英九也都要植入追蹤軟體
為了匆忙平息這一流行病的過程中，不應忽略道德和社會考慮。以上16個「人肉搜索的道德準則」雖鉅細靡遺，特別要提起的是幾個具道德精神指標的原則。例如，在平等原則下，跟蹤程式應該對任何人都可用並且可以探訪的，比如蔡英文、李登輝、馬英九也都要在它們的手機上植入這個追蹤軟體。
跟蹤程式應該與所需的技術或其數字素養水平無關。然而，許多應用程式僅適用於某些手機。例如，澳大利亞沒有計劃使其應用程式與使用比Apple iOS 10或Android 6.0 早的軟體的手機運行。在英國，大約五分之一的成年人不使用智能手機，因此可能會被排除在數位聯繫追踪程序之外。
不考慮其廣泛的道德和社會影響而推出應用程式可能是危險、代價太高且無用的。例如，顯示兩個人的手機附近的藍牙信號並不是感染風險的特定指標，因為兩個人可能在同一個空間中，但在物理空間上例如被牆壁隔開。此類應用程式倘若產生大量誤報，可能會導致不合理的恐慌。而針對誤報的最小限度保護（人們未使用應用程式來報告自己的不適）也可能會激發他人的錯誤安全感，並增加感染的風險。
跟蹤程式失敗的最大原因是民眾可能會拒絕違反隱私、平等性和公平原則的應用程式。不要以為所有的強制性法令，一定可以達成跟蹤的目的，一旦被跟蹤者有意逃避這個系統，確有千百種「小動作」來「忽悠」這個「祕密警察機器人」。一旦民眾對這個跟蹤染體產生反感，這將挫敗開發軟體的努力並浪費在開發和部署此類技術上所投入的資源。缺乏道德規範可能會削弱對政府和公共衛生服務的信任。上個月，挪威數據保護局指責挪威公共衛生學院對其接觸式追踪應用程式未進行適當的風險評估時就發生了這種情況。
在必要時不使用跟蹤程式而釀災，反而不道德？
在加快控制疫情的背景下，臨時限制某些個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可能在倫理上是合理的。例如，隔離個人有助於預防疾病的傳播。進一步，也可以說，在必要時不使用跟蹤程式而釀成原本可控的疫情，反而可能是不道德的。但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應用程式的有效性，所追求的目標，系統的類型以及將其部署在其中的環境。
全球各國家和地區正在採取不同的方法。中國的「支付寶健康代碼」應用程式為每個用戶分配了一個數字QR代碼，該代碼以紅色，琥珀色或綠色表示顏色，以指示此人的隔離狀態，從而指示其四處走動的能力。在香港隔離的人必須戴上電子手環，才能通過應用程式與地方當局分享他們的位置。波蘭要求公民從海外返回後自我隔離14 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