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一般常引用的數字，一八五○年到一八六四年間的太平天國戰爭，導致了兩至三千萬人喪生。據此，它被稱為人類史上最慘烈的內戰。近來幾篇研究對此時期流失多少人口莫衷一是，這顯示要回頭去做精確（甚或是粗略的）死亡人數統計是不可能的。當時的記載顯示發生過規模驚人的屠殺和破壞，戰後所編纂的回憶錄及方志都以駭人聽聞的頻率，屢屢提及人口的巨大折損（長江下游市鎮喪失將近五○％的人口，甚或更多），以及人們遭受了難以言說的痛苦。但無論這些數字精確與否，死亡人數顯然遠大於同時期的美國內戰（或稱「美國南北戰爭」；一八六一－一八六五）—約有六十二萬名士兵及五萬名平民死於該內戰。
可是，姑且不論這場戰爭的毀滅性有多強，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太平天國戰爭與那些照理說涉及範圍與影響都較小的事件相比，仍相對地罕為人知。即使是在中國研究領域內，關於太平天國的記述也驚人地缺乏血肉：我們只關注抽象的意識型態，而非戰爭所造成的傷害。關注十九世紀晚期上海如何崛起的學者們，常常會提及移民從繁榮、風雅的江南地區來到上海，卻從未敘述那場驅使他們背井離鄉的毀滅性戰亂。在講授太平天國這段歷史時，海外中國研究學者的典型做法是，點出「它是史上最慘烈的內戰」這個事實，或是引用那個「兩到三千萬」的駭人數據；但接下來，我們（包括我自己）就會轉去講述耶穌的兄弟洪秀全和他的古怪願景—這常讓學生聽得津津有味。是時候重新思考太平天國諸方面孰輕孰重的問題了。
我在十年之前，曾寫過《清初揚州文化》（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這本書，講述揚州如何在一六四五年滿人征服後建構名勝。我在完稿前意識到，儘管自己已經看過清代幾乎所有版本的《揚州府志》，但獨漏一八七四年那份。所幸離我住所只有幾個街區的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就有這本府志。我走去圖書館，打算花上一兩個小時看完它，以確保自己不會錯過揚州府所有方志中任何有關清朝的記載。但那天，我在那份材料中的發現，卻改變了我對自己研究項目的理解。它讓我重寫了該書結尾，同時也開啟了一連串全新的問題意識，指引我走向現在這項研究。我吃驚地發現，我在《清初揚州文化》中提到（以及許多沒提到）的所有名勝幾乎都毀於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戰爭。更讓我震撼的是，我發現一八七四年版的《揚州府志》刻意用樣板化的方式，記載了太平軍佔領揚州時眾多百姓自殺或被殺的捨身成仁過程。我當時已有十多年的清史研究經驗，讀過一些關於太平天國的論著，也曾在課堂上講過太平天國史。可我從未真正思考過，這場戰爭對於地方上那些失去了生命、生計與所愛之人的幾百萬人而言，意謂著什麼。
接下來的幾天內，我讀了數以百計描述忠義死節的記載，儘管這些故事和我當時努力要完成的作品沒有什麼直接關係。所謂「方志」，是將一個地方各方面材料按主題組織、編纂的匯總，在官員指導的名義下，由地方精英纂輯而成，對材料取捨有自己一套固定的原則。儘管此前的清代方志通常都記載了道德模範人物的傳記，包括列女、忠義、篤行、節孝、名宦和文苑，但這本方志卻著重聚焦於忠義死節者。我後來才瞭解到，太平天國之後，江南地區的方志常常強調忠義，而且它們採用的編纂形式也頗為典型。這些有關死節者的故事被高度樣板化，除了死者姓名、社會地位、死亡地點與原因，並不提供其他訊息。例如，一八七四年版的《揚州府志》記載的眾多人物中有這麼兩例：「武生朱萬春，城陷，巷戰多時，賊以火槍環擊而死。」「（咸豐八年）趙嘉琳，揚城再陷被擄。至三汊河時，賊以火藥實寶塔中。琳祕藏火種，擲入塔。是夜塔崩，賊死數千人，琳亦死。」
這本方志描繪了因為回嘴而遭剮、刺、劈、燒、或砍的死節者，以及自沉、上吊、自焚、絕食或服毒的死節者。每個故事皆以死亡發生的那一刻為中心，捕捉與太平軍對抗的關鍵舉動。每個被這樣記載的人，都因此從活生生的人被「轉譯」成道德的楷模，或是忠於朝廷的化身。在這個「轉譯」過程中，每個人都被簡化，簡化到只剩下單一政治與道德意涵。他們的個人特質或經驗只留下能將他們塑造為忠義之士的部分，其他部分則不復存在。他們的義舉讓他們喪了命，卻也定義、定位、決定了一切，彷彿那英勇的一瞬間就證明了他們的紀念價值。但我想要知道的是，死者們的屍骸下落如何？戰時如何安排葬禮？戰爭剛結束的時候，倖存者有多麼看重朝廷賜予的殊榮？對倖存者而言，喪失之痛會帶來怎樣的情感衝擊？朝廷賜予的殊榮似乎很自然地主導了紀念方式，但我們是否能在這些方式中，發現情感回應的蛛絲馬跡？
在官方的紀念中，死者是在一個極為特定的政治語境與話語中獲得意義的。透過道德化的語言，平凡的男女被塑造成烈士，而他們轟轟烈烈的死亡則充滿政治意涵與道德重量。地方精英們創作有關死節的道德故事，並將其上呈府、省、禮部的官員，希望能獲得承認。這些精英建立了符合清代價值觀及制度的祠祀，以供奉戰爭死難者。然而，也不過幾十年光景，這些看似為王朝殉死之人的故事就被刻意遺忘，被國家的新需求淹沒了。這是因為人們解釋事件的方式改變了。再到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滿清征服中原的故事又有了全新的意涵：不再是盡忠的象徵，而成了（漢）民族的恥辱。人們於是替這場十九世紀中葉的戰爭樹立了一批全新的英雄，並賦予它一套全新的意義。
當公眾只聚焦於死節者的忠義與英雄主義，便抹煞了戰時破壞與殘酷的記憶。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新的一批革命烈士取代了被前朝旌表的那些人。原本被用來紀念太平天國戰爭死難者的祠祀，也都改弦更張，轉而紀念為建立中華民國而死的人。有關太平軍及其對手清朝的文本與故事，凡是不符合新說法與時俱進的，都被曲解或忽視。肯定太平軍英雄行徑的材料，則在海外的圖書館裡被重新發掘，或是憑空捏造出來。十九世紀中葉那些貌似為了清王朝而捐軀之人，在二十世紀時顯得既不革命也不進步，因而在現代中國史的主流論述中變得無足輕重──這些主流論述對戰爭、王朝、太平軍，甚至對於死者的評判，都做了一百八十度逆轉。從民族大義出發的新願景想像，掩蓋了無意義的暴力，掩蓋了情感，掩蓋了失去。原先那些紀念死者的方式，如今已不再有意義。與當初方志編纂者的用意背道而馳，對戰爭死難者的記憶消失了。
十九世紀中國的這場內戰，常常被寫成一部傳記，講述一位夢想家如何掀起第一場革命運動的故事。然而，檢視這場戰爭對人產生的後果，或許能夠改變我們對於這個時代的理解，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一貫以來過於重視革命、國家、民族，以及那種將當時的人劃分為要麼效忠於「太平」、要麼效忠於「清」的簡單粗暴做法。對很多當時的人而言，效忠的意義既不絕對，也非常不穩定。
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過去還是現在，中國十九世紀中葉這場戰爭從來沒有被用中立的態度討論過；它的命名無可避免地蘊含著政治立場。在這一點上，它與美國內戰很相似，後者也有著許多種稱呼，其中大多都對應到不同的政治陣營與地域關係上。清廷及其盟友以「髮賊」、「髮逆」來蔑稱他們的敵人，以「長毛」來貶稱其軍隊，即便這個對手在政治、領土上都已確立政權，清廷在稱呼上也從不承認這一事實，以免長其氣燄。朝廷也稱其為「粵匪」、「粵寇」，因為這場運動的領導人和最初的追隨者都來自於廣東、廣西兩省。這場戰爭也被稱為「洪楊之亂」（因為太平軍的兩名領袖一位姓洪，一位姓楊）或「紅羊之亂」。目擊者將他們的經歷稱之為「劫」，將其與佛教中帶來的末日災難相提並論，或是把自己描述為生活在烽火連天的時代。支持叛軍的人們一開始把他們的團體稱為「拜上帝會」；而當他們氣勢如虹之後，便將其改稱為「太平天國」。這一稱謂包含了中國與基督教經典中各自用來指涉烏托邦的語彙（「太平」與「天國」）。
在一九四九年中共革命建國以前，這場事件同時並存著正面與負面的稱呼，並會因當下的政治需求或作者的立場而被選擇性地使用。在中國，在半個多世紀裡對這場戰爭最常用的稱呼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而在英語世界，我們無意間（至少是未經思考地）採用清朝的角度，幾乎一直都稱其為「太平之亂」（Taiping Rebellion）。 十九世紀中葉並存著幾種相互衝突的稱呼：親太平軍的外國人稱其為「起義者」（insurgents）或「革命者」 （revolutionaries）；而我們今日幾乎無可避免地採用的「叛亂」（rebellion）一詞，則反映了當時英、美決心與清朝同一陣線的立場。 基於戰爭造成的平民傷亡程度以及交戰雙方所說要「滅絕」對方的用語，或許更恰當的說法，是稱其為一場「全面戰爭」（total war）。若根據這場戰爭的打法，我們也許可以稱其為反叛者與鎮壓者之間的戰爭，或是「內戰」 （civil war）。採用內戰一詞，也讓我們不再把這個十九世紀的中國案例當成一個奇異或獨一無二的特例，而看到在許多方面，它與不同時間、地點發生的其他事件都具有可比性。藉由將之重新命名為內戰，我們也可以重新聚焦於戰爭造成的損害和破壞上，而不只是關注一個人及其信眾所持的那些奇特願景或意識型態。內戰一詞可以讓我們摒棄潛在的價值判斷，並超越那些將國家重要性置於個人及集體苦難之上的敘述，超越那些橫掃一切的政治與道德敘述。
這場戰爭既艱辛，又混亂。在地方上，團練、盜匪、戰俘、傭兵，以及地方駐軍都參與其中，他們當中有許多牆頭草，並非可靠的盟友。只有在相對較小的程度上，這才是場清廷鎮壓一群來自廣西、受宗教煽動的叛亂集團的戰爭。戰爭使得鄰人反目、家庭離散，戰爭也破壞了朝廷許下的護民承諾：朝廷的軍隊與團練橫衝直撞，所過之處，焦土連天。戰爭導致了道德、社會及政治上的混亂無序，因此人們必須重新釐清各種範疇，儘管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或者正因如此，人們更需要釐清它們）。戰爭也進一步削弱了王朝統治的合法性；弔詭的是，這反而更需要人們在戰後努力表達忠誠。戰時的損失，至少短時間內在民眾中激發出了對王朝復原的渴望。
＊作者梅爾清（Tobie Meyer-Fong），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東亞研究所主任。主要研究清朝歷史，研究方向包括城市史、文化史、社會史和女性史。曾於2007-2018年擔任《清史問題》（Late Imperial China）期刊主編。曾著有《清初揚州文化》一書。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衛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