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疫情失控之深層因素：俄羅斯權力結構的問題
俄羅斯連一周來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每日都超過萬人以上，疫情的蔓延與失控已經不僅僅只是俄羅斯人民與社會對新冠病毒的不甚了解與輕忽防疫的重要性，更深層的應該探討俄羅斯的權力結構問題，而其推波助瀾因素為經濟結構過度倚重能源問題，及其衍申出的俄羅斯公民社會問題。
權力菁英結構問題：知識菁英的邊緣化
俄羅斯雖然在1993年12月通過以三權分立、多黨制、主權在民等典型西方憲政原則為主的俄羅斯憲法，也符合葉爾基(R. Elgie) 所提出之半總統制定義，即「半總統制即是一個政治體制(regime)同時擁有一位民選固定任期(fixed-term)的總統和一位對立法負責(responsible to the legislature)的總理與內閣」，而俄羅斯在前述之憲法框架下，舉辦定期的總統與議會競爭性選舉，但由於執政者掌握了一切資源，並且運用包括控制選舉在內的一切方法來維持執政地位，選舉的象徵性意義大於實質性的意義，因此被認為並非真正的自由民主體制，僅是一種准民主、或半民主的情況。
普欽執政20年，即使是在俄羅斯憲法的半總統制的制度性框架下，這種高度人治的現象也讓西方學者認為是政治威權的再現，也就是說，俄羅斯現今的體制得「歸功」於普欽政權( Putin Regime)，但，普欽政權是普欽與其背後的統治菁英所架構，其主要目的就是鞏固自身的權力。
但是，普欽政權的權力菁英結構中，知識菁英的邊緣化是最大的問題。前蘇聯時期的黨政菁英在俄羅斯的菁英再生過程分成了兩種不同的類型：政治菁英和經濟菁英，前者源於政治職位和聲望，後者則是基於對資本的控制，但前蘇聯的知識菁英卻被邊緣化，因為，此一階層是民主的動員力量。而隨著國家主義(statism)的擴張，普欽政權對於統治菁英選用的標準更加在於政治菁英與當權者的互惠共生(blat)，對於當權者的政治認同、是否對其統治地位構成威脅、和能否貫徹當權者的意志，也是基於個人與派系、家族的關聯(也就是親信)或酬庸性質，而非知識、才能與實績功過。
俄羅斯自獨立以來，其社會層級結構最大的問題就是中間階層(middle class)的匱乏，俄羅斯可以稱為中間階層的人不足20%，而在一般民主國家，中間階層為一群曾受過良好教育和技能培訓，具有現代民主思想，或曾經投入真正的民主實踐的人們，諸如醫生、律師、教師、科學家、工程師和其他專業技術人員，而他們卻在俄羅斯急遽的私有化過程中被刻意邊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