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漢、西夏、高麗？
艾利森立論的基礎顯然仍旨在維護西方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並盼望美國以持盈保泰之姿在美中競爭中取勝。作為冷戰的遺老與傑出的國際關係史、國際政治理論家，他擔心的是像一戰那樣毫無必要、毫無章法的大戰把美國捲入，付出高昂代價之後又要準備另一次戰爭。何況2個核子國家直接交戰，歷史上還沒有發生過。無論是利用「代理人」（例如阿富汗）把對手拖垮，還是親上火線打「局部戰爭」，升高的速度與規模都不可預見。因此，他仍舊偏好冷戰處方：對抗性夥伴加上勢力範圍，以明確利益的邊界與盟友的權重。他提及拉脫維亞鎮壓俄裔招致莫斯科入侵，與恐懼香港情境的台灣宣布獨立招致北京進攻2個情境，認為華府不可能、也不應有直截（straightforward）的答案。
中美爭鬥能否藉助「宋遼模式」穩定下來？現在遇到揮發性極強、複雜性又高的疫情因素，加上新媒體在「後事實」時代肆虐，直到美國總統選舉與中共「二十大」前恐怕都不樂觀。雙方對於地緣政治目標的價值，也會反覆估算。宋遼關係的另一個側面是它們身邊較小的單元，曾經成功地變成大國權力平衡中的資產，減少了風險。除了北漢以外，西夏與高麗在宋遼「對抗性夥伴」的競爭下，一直維持到蒙古時期，屹立近200年。到了今天，我們需要認真考慮，全世界都始終屬於單極的勢力範圍，將如何持續？如果多極起伏，如何使自己變成和平的秤錘，而不是亞洲的塞拉耶佛？若無法扭轉大局，至少要以蒼生為念。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